一个国家的正常存续，不但依赖经济再生产，也有赖于文化再生产，而且，文化再生产高度依赖于国家政权的性质，“政治文化”就是政治与文化关系的最好表述。不难理解，任何国家的文化再生产都必然有着特定的政治性质或政治面向，它关乎作为国家权力重要组成部分的意识形态权力。 文化再生产系统包括学校、媒体、出版等机构等，高等学校是该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政治导向与意识形态权力高度相关，因此，必然受到特别重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政治建设的意见》(以下称“《意见》”)强调了国家机关的政治属性、群团组织的政治作用和国有企事业单位的政治导向，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对各种机关、团体和单位进行政治定位。《意见》还规定，和其他政府机关一样，必须将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的要求载入高等学校的章程。 为了更好地理解加强高等学校政治性这一命题，首先需要从意识形态权力理论出发理清这一重大命题的内在机理。政治文件或政策性公告只宣示意义、结果和建议，但是背后的运行逻辑还需要学理上的论证。强化高等学校政治导向的要求，并非一种独特的政治现象，而是普遍性政治的中国式表述。高等学校是强化意识形态权力的重要载体，而意识形态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事关国家安全，因此，社会主义高等学校的政治性建设是加强国家权力建设和巩固国家政治安全的应有之义。但是，如何有效地应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点对政治安全带来的挑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面临的一项重大课题。本文首先在意识形态权力理论上阐释文化再生产系统政治性的必要性，然后探讨加强高校政治性的有效途径。 文化再生产系统政治性背后的意识形态权力理论 在政治理论上理解文化再生产系统的政治性要求，首先要厘清意识形态权力与国家权力以及政治安全的关系，因为文化再生产系统乃意识形态权力的载体。 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文化、思想、观念和政治制度等被视为上层建筑。不管如何理解政治与经济的关系，作为上层建筑的文化权力即意识形态权力都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斯·韦伯在谈到国家特征的时候认为，它是一个“作为垄断合法暴力和强制机构的统治团体”①。其实，韦伯国家概念的内涵远比这个定义复杂，他还同样论及对国家的“合法性信仰”问题。忽视了对合法性的关照，垄断暴力机器的国家似乎十分强大，无所不能，但却十分软弱，国家组织甚至也只是众多社会组织的一员而与其他社会组织彼此拉扯。这是米格代尔对韦伯国家概念的重大突破，即“强社会中的弱国家”，观念上的强国家在实践中可能是很弱的。②但米格代尔只是从碎片化社会结构上讲国家建设的困难性。其实，国家建设中的权力关系远比这些更复杂，我们似乎很熟悉的国家权力构成的是一个难以打开的“黑箱”。 迈克尔·曼的国家权力理论为我们打开了何为国家权力的“黑箱”。和韦伯一样，曼把国家权力界定为“受中央支配并且有领土界限的管理和强制”③。但是，曼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认为国家是一种互动的网络化平台，其中军事权力、经济权力以及意识形态权力都可能以不同的形式卷入社会关系之中，而且，相对于政治权力的领土化管理即边界的确定性，意识形态权力、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都具有超越边界性，是一种弥散性权力。④曼还特别论及国家权力为什么离不开意识形态权力。第一，人们不能凭直觉认知世界，人类需要具有“关于意义(meanings)的概念和范畴”；第二，规范(norms)，即对于人们在相互关系中应怎样合乎道德地行事的共识，对于持久的社会合作是必不可少的；第三，社会生活离不开审美或仪式惯例。由此，如果一个独特的集团“垄断了意义、规范以及审美和仪式惯例，它可能拥有相当广泛而深入的权力”⑤。 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不可或缺，第一，意识形态具有超越性，即意识形态权力会贯穿于军事权力、经济权力和政治权力。⑥通俗地讲，任何其他权力的论述都关乎意识形态，比如关于经济权力的经济思想和关于政治权力的政治思想，因而，意识形态权力最具弥散性和穿越性。第二，对意识形态的重视强化内聚力、信任并可以增强内在士气。简单地说，意识形态能够影响世界观，提供人类行动的路线图，是团体内部的黏合剂。在彼此隔离的世界，各种意识形态以各自的方式发挥着作用。到了全球化时代，各种观念和意识形态更是相互影响、彼此竞争，以至于出现了哈耶克所说的“以观念打败观念”的政治斗争，意识形态成为一种典型的超越边界的“弥散性权力”。无论是韦伯的合法性信仰还是曼的国家权力之维的意识形态权力，都能很好地用来解释现实，用于理解中外历史。或者说，这些意识形态理论正是来自对世界历史进程的观察。众所周知，起源于宗教文明的国家，如欧洲和大中东，帝国形态之后，历史上的国家形式多是教会统治，宗教的作用无处不在。即使在世俗化的中国，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之后，中国便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儒家汉化的文教传统，儒家学说成为立国的根本价值。 从古到今，意识形态都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意识形态问题其实是国家的政治安全问题。正因如此，在理论上，作为意识形态权力载体的文化再生产系统必然有其政治属性并由此而产生政治性建设的要求。在实践上，苏联解体更是前车之鉴。苏联的军事权力足够强大，经济在当时也相对发达，但意识形态权力的空心化导致了国家解体。苏联的教训证明了意识形态权力的意义，而文化再生产系统的政治功能正是意识形态权力的作用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