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国际教育政策论坛”到“全球教育治理参与者”

作 者:

作者简介:
丁瑞常(1991- ),男,江西人,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国际组织教育政策,全球教育治理研究,E-mail:rd@bnu.edu.cn。北京 100875

原文出处:
教育学报

内容提要:

经合组织虽形成于经济领域,但教育在其议程中长期占有一席之地,且在过去的数十年里逐渐获得了主流地位。与此同时,该组织在教育领域也扮演起越来越具有规范性的角色,逐步由一个成员国交流意见、经验的国际教育政策论坛演变为一个全球教育治理参与者。这种新角色的形成与实现植根于三重理性合法权威:技术专业至上的组织文化赋予其专家权威,并使其治理参与者角色合理化;国际社会共同利益代表、国际社会普世价值观捍卫者形象赋予其道义性权威,并使其治理参与者角色合情化;最终因“合情合理”,获得国家政府的正式授权,实现合法化。但是,经合组织成为全球教育治理参与者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美、法等大国通过国际组织对外输出本国政治辩论的非预期结果。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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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5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20)05-0087-10

       经合组织,全称“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OECD),成立于1961年,当前是一个由38个市场经济国家组成的政府间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在其《全球教育监测报告》中称:“在过去20年里,经合组织对国际教育所做出的创新性贡献,鲜有组织能与之媲美。”[1]但作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参与教育活动的动机以及在教育领域的价值取向和影响必然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这样的机构有所区别。把握该组织介入教育事务的背景及其职能演变有利于我们认识这种区别,进而更深层次地理解它的教育动议和更好地与之交往。

       一、经合组织及其前身介入教育事务的历史背景

       1948年,16个签署了“马歇尔计划”(Marshall Plan)的欧洲国家①在巴黎召开“十六国会议”,决定成立欧洲经济合作组织(Organisation for European Economic Cooperation,以下简称“欧洲经合组织”),并授权其专责马歇尔计划援助资金的管理与分配。1961年,随着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后重建的完成和马歇尔计划的终止,欧洲经合组织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并没有得到解散,而是被转型为一个更大规模的常设政府间经济组织,即现在的经合组织,并吸纳美国、加拿大同为首批正式成员。[2]无论是早期的欧洲经合组织,还是转型后的经合组织,都被缔造者定位为一个经济组织,但也都基于各种考虑或多或少地介入了教育事务。

       (一)应对科技人才短缺:欧洲经合组织在教育领域的初探

       欧洲经合组织最初涉足教育事务是多重因素叠加的结果。二战结束后,欧洲国家经济在经历短暂的迅猛发展并于20世纪50年代中期实现复苏后,再次陷入了发展瓶颈。根源在于当国家经济和繁荣变得日益依赖于科学技术进步的时候,欧洲国家的科学技术却停滞不前,与拥有高度发达科学工业的美国和技术爆炸性发展的苏联的差距日益拉大。欧洲国家意识到扩大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的能力迫在眉睫,尤其是要解决优秀科学家和工程师短缺问题,而这归根结底是要对已适应不了社会发展需要的教育系统做出变革。此外,科学研究及其应用的成本不断上涨,单一国家难以与美国和苏联庞大而迅速增长的科学资源匹敌,使得欧洲国家需要通过开展更系统、更有组织的国际科学合作,以及建立一致的国家科学政策,实现科学资源共享。[3]这些都为欧洲经合组织介入教育事务提供了需求和原始动力。

       1957年,苏联人造卫星升上太空,造成了美国朝野极大的震动和恐慌。美国最终将其与苏联的军事、科技竞赛中的这场败仗归咎为其教育制度的弊病,并将恢复这种假定的失衡作为其冷战战略的重要组成,且迅速告知其西方盟友。这也导致了欧洲经合组织决定建立专门的机构和机制来插手教育事务。[4]与此同时,美国作为一个非成员国,继马歇尔计划以来,再度为欧洲经合组织提供50万美元资金,用作研究和解决各国的科技人才短缺问题,并得到了欧洲成员国的等额资金匹配。在美国和成员国的经费支持和政治支持下,欧洲经合组织理事会于1958年5月决定启动“科技人才项目”(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 Programme),并成立“科技人才办公室”(Offic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OSTP)和“科技人才委员会”(Committee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ical Personnel,CSTP),旨在帮助增加在成员国接受培训的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数量、质量和最大限度的利用,以满足西欧国家当下和未来的经济需求。[2]

       因此,冷战时期欧洲国家经济发展和美苏争霸对于科技及科技人才的需求,促成了欧洲经合组织向教育领域的延伸发展。值得注意的是,正如乔治·帕帕多保洛斯(George S.Papadopoulos)②所言,“科技人才项目的目标设定看似狭隘而有限,却暗含了一系列亟待应对的基本问题,从一开始就明确规定了其范围和多样性,特别是认识到了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教育制度,并且这是一个需要长期调整和增长的问题,而非一蹴而就的解决办法……在接下来的三四年里,欧洲经合组织为实现这些目标开展了一系列有力的活动。其中有些随着初定目标的达成而退出了历史舞台,有些则为该组织在教育领域开辟了新的更广阔的前景,并最终巩固了其教育兴趣,塑造了它未来的发展方向。”[3]

       (二)与经济增长有关的教育规划:经合组织在教育领域的早期实践

       除了挽回冷战中的失利,欧洲经合组织尤其是后来的经合组织对于教育的浓厚兴趣还离不开大西洋两岸的西方经济学家对于教育的经济回报的鼓吹。1960年5月,经合组织将当时国际上杰出的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齐聚一堂,召开了一场旨在寻找关于教育投入与经济增长关系的非正式会议,形成了会议报告《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Investment in Education and Economic Growth)。[3]同年,经合组织科技人才委员会成立了一个由专业经济学家和教育学家组成的教育经济学研究小组,负责应用自由学术思想来应对有关教育与经济发展关系的理论与实践问题。[5]该研究小组以智库性质运作,以系列会议展开工作,并很快吸引了大量出色的研究人员参与其中。尽管这一研究小组只运行至1965年,但成为了形成作为经济学和教育学共同分支的教育经济学的重要原动力。[3]而这一新生交叉学科同时也是经合组织在后来半个世纪以来开展教育活动的主导性理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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