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占领香港初期，关心的只是设置统治机构、修筑办公房舍、建立殖民统治秩序，对兴办学校并不热心。香港较早的西式学校都是教会人士开办的。比较著名的有马礼逊英华学校、英华书院、圣约翰书院等。1844年，德庇时担任港督后，开始用少量经费补贴部分华人学校。香港政府指派的教育委员会在1850年3月8日的报告中说：“政府方面表现出推进教育事业和开办学校的愿望，这是一种手段，意在‘安抚’当地居民，使我们的政府得到人心。” 1862年2月，由4所官立学校合并而成的中央书院在香港开学。1889年，该校更名为维多利亚书院，1894年起改称皇仁书院，一直沿用至今。这是在香港教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一所中学。中央书院创办时只招收华人学生。从1867年起开始招收外国学生入学，但华人学生仍占大多数。从1865年起，中央书院的学生需要缴纳学费，英语部每人每月1元，中文部每人每月50先令。尽管如此，许多华人学生仍然踊跃前往就读，甚至还有已婚青年。这些学生多半属于中产阶级，不少是商人子弟。许多家长送孩子入学并非出于学习西方知识的热忱，更多考虑的是金钱和眼前利益。因而学生中途辍学的现象屡见不鲜。但也有一些华人学生能够坚持学习，在这里学到了比较先进的西方科学文化知识，使他们比内地同龄青少年眼界更为开阔。孙中山、何启、胡礼垣等中国近代史上的知名人物都是中央书院的毕业生。 1887年香港才有了第一所大学专科学校——香港西医书院。该校为五年制医学院，1887年10月1日在香港大会堂宣告成立。香港西医书院的课程设置与英国各医科学校相似。西医书院的教师大部分是在香港的外籍医生，何启亦在该校兼课，讲授生理学与法医学。孙中山是香港西医书院的首批学生之一。他学习勤奋，成绩优异。在1887年同时入学的12人之中，到1892年能够毕业的仅剩孙中山、江英华两人。 早年港英当局在香港办学培养华人学生是出于什么动机呢？让我们看一看香港教育委员会1902年的报告中的几段话： “从大英帝国的利益着眼，值得向所有愿意学习英语和西方知识的中国青年提供这方面的教育。如果所有经费不多，即令他们不是本殖民地居民，也值得这样做。” “皇仁书院900名孩子大部分属于这一类型：在内地他们自己的学校学习中文以后，他们被学习英语的便利条件吸引到本殖民地来。他们与香港华人子弟没有区别，建议不要废止这一政策。本殖民地的额外支出微不足道，而英语的传播，对我们大英帝国友好感情的传播，使英国在华得到的收益将会远远超过这笔费用。” 这些话清楚地说明了19世纪英国在香港办学的动机。他们企图用有限的教育投资，在维护英国在华势力方面得到尽可能多的实惠。 当然，在香港办学的英国人中间也有像康德黎(J.Cantlie)这样的友好人士，怀有帮助中国进步的真诚愿望。1892年7月，他曾在西医书院首届毕业典礼上发表讲演说：“我们教育他们（学生），不受金钱报酬或其他补助，只不过自愿奉献于科学尚不发达的中华帝国而已。”他还鼓励学生“心目中牢记一个伟大的原则——为把科学和医术输入中国而奋斗”。 19世纪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毕业后，有的在香港政府担任职员或翻译，有的在香港或中国其他通商口岸任洋行买办，有的到中国某些官方机构（例如英国人控制下的中国海关）任职，另有少数人到国外升学或谋生。1867年，香港总督麦当奴曾得意地宣称：在造就可靠的职员和买办方面，已经有所进展。可见，港英当局在香港兴办教育的主要目的大致得以实现。 但是应该看到，在香港接受西方教育的中国学生中不乏关心国家前途的志士仁人，他们在近代中国的不同时期从不同方面为中国社会的进步作出过贡献，如容闳、何启、胡礼垣、孙中山等。 综上所述，19世纪香港的西式学校本质上是港英当局培养他们所需各类人才和扩大英国对华影响的工具。一些中国学生投身变法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运动，曾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作出过贡献，但并没有改变这类学校的根本性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