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科学”的观念，中西方有异。总体上看，西方以经验科学(empirical science)为主导，取科学的严格标准；中国则是广义的“科学”观，取宽松的科学标准。如1989年版的《辞海》将“科学”规定为：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的知识体系。凡知识就谓之“科学”，这就是中国的“科学”观。 与“科学”的宽泛标准相对应，中国的“教育科学”观念也甚为宽泛。不仅表现在日常语言中的泛化，而且也表现在学术语言中的泛化。就一般提及“教育科学”一词的论文论著也就忽略不论，即使那些专论“教育科学”的论文论著也免不了使用宽泛的观念。张诗亚、王伟廉的合著的《教育科学学初探》一书中明确指出：“对科学的理解要更宽一些，并且要从各种角度来理解这个概念”[1]，他们同意使用广义的教育科学概念，包括教育理论中的科学成份、技术成份、哲学成份、艺术成份。方展画的新作《教育科学论稿》，从其对西方教育科学思潮的论述看，取的显然是严格的经验科学标准，但写到“中国教育科学思潮”时，就不再写严格意义的教育科学研究了，而是泛化了的教育学研究情况[2]。唐莹、瞿葆奎在《教育科学分类：问题与框架》一文中，也把教育哲学、教育伦理学列入教育科学之列，不过，作者已显然意识到了存在的问题，所以特地在脚注中又指出：“严格说来，用‘学科分类’替代‘科学分类’也许更恰当一些。”[3]其实，作者之所以这样做，也实属无奈。因为在中国的教育研究中，很难找到多少科学的成份。澳大利亚教育史学家W.F.康内尔的一段话，颇符合中国教育研究的现实：“翻开教育专著，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作者从不藉助于事实，而总是借助于舆论。他引用过卢梭、赫尔巴特、斯宾塞以及各种人关于这方面的教导。他经常引证文人学士的观点，但是他从来不管那些不同作家的观点是否以事实为依据，以及这些事实是否以足够仔细的方法观察到的……”[4]。 在一个缺乏严格科学标准的国度里，一面不易做到“科学”的要求，一面又易于把“科学”作为崇拜的对象，作为权威，所以有意识地把“科学”、“科学性”加以泛化，以便把非科学的东西充作科学的东西，满足人们的“科学瘾”。其实，以严格的科学标准来审视，中国的教育学已陷入深深的科学危机之中。所以，我们必须谨慎地使用“科学”一词，“经验教育科学”的名字是为了取得相互一致而来指称严格意义上的“教育科学”。本来，“教育科学”这个名字本身就足以和非科学的其它命题体系区分开来，但在我国，“科学”观念宽泛，这种区分还没有得到普遍地承认，而且许多人在语言上把每一种教育理论都视为或称为“教育科学”或“科学教育学”，所以，“经验的”这个形容词可以有助于避免混淆。 中西方教育科学研究观念的差异，不仅表现在对教育科学标准的宽严要求上，而且还表现在研究方法和陈述的取向上。这些观念的差异，绝非是某一个人所为，而是受整个民族文化传统和思维模式的影射。下面，我们着重从文化传统反思中西方教育科学研究观念的差异，力求取长补短，促使教育科学研究的完善。 一、西方人重科学取向，中国人重实践取向 中国人向来强调治学者当经世致用，而学问的首要论题又集中于人生社会问题方面。因此，在三十年代，国内外学术界流行一种观点：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政治、道德、文学、艺术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唯独在科学上缺少贡献，主要表现在重伦理而轻自然，忽视逻辑和方法论的研究。虽然李约瑟博士编写了一部《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巨著，以无可辩驳的资料证明，中国古代在科学技术方面有其非常光辉的历史，事实上，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细读李氏的著作，我们便不能不承认，中国传统中的技术是远多于科学的。 中国在近二、三百年，科学技术落后于西方，这是大家所公认的事实。而实际上，西方的科学在希腊时代便已超过中国，只是在实用技术方面，中国在十七世纪以前尚不甚逊色而已。怎样说明这一事实呢？这是一个非常不易解答的问题，它与一个社会的结构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这里只从价值系统这个侧面作一透视。 1.中西方的第一哲学不同。哲学是支配人的思想的最深层的观念，不同的哲学观念使人产生不同的思想和行动。“本体论”是西方的第一哲学，“道论”是中国古代的第一哲学。“本体论”和“道论”这种差异集中反映了中西哲学两种思想方法的差异。西方的“本体论”是以普遍的概念或范畴为对象，是由概念或范畴构成的普遍的原理体系，其方法是逻辑的。中国哲学的概念主要不是从概念的逻辑方面获得自己的规定性，而是作为指示事实的“名”，因此，哲学本身也不是采用概念的逻辑演绎的方式来表达的，而是作为说明经验事实的普遍性的道理。例如，中国古代把什么东西都归为“五行说”。黑格尔认为，这反映了“在中国人普遍的抽象于是继续变成具体的东西。虽然这只是符合一种外在秩序，并没有包含任何有意义的东西。这就是中国人智慧的原则，也是一切中国学问的基础”[5]。这也说明，中国人的思想确实是比较实际的、贴近于经验的，抽象化、理论化、逻辑化的思考方式不是中国的特色，也不受重视。张载比较接近西方式的系统思考，因此，二程批评他“不熟”。 2.与上述问题相联系的是，中西方对待科学的态度不同。三百多年前培根(Francis Bacon)曾经提出两个关于科学的梦想：一是用科学的力量来征服宇宙，一是通过科学知识以认识世界的真面目。前者是一个技术的发展问题，后者是一个基本科学研究的问题。培根的真正兴趣是用“技术”来征服和宰制自然，所谓“知识就是力量”就导源于此，这应和基本科学研究区别开来。基本科学的研究不以实用为最高目的，而是为真理而真理，为知识而知识的，它是运用理性来解释世界、认识世界的。运用理性以获得真理是西方文化自古希腊以来的一贯精神，是外在超越的西方价值系统的一种具体表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