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学界对文学理论、批评史料的挖掘已经较为充分，不仅继续从别集、选本中稽考相关资料，还注重从各类笔记、古书凡例中爬梳剔抉，创获不少，但是仍有不足之处，其中之一便是对类书之文学批评属性的忽视。现有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著作，未有一部涉及类书及文学批评的内容。既然文学选本及其注本(如《六臣注文选》《古文辞类纂》等)可以进入文学批评史的研究视野，那么，具有选本功能、既“引文”又“类事”的类书(如《艺文类聚》等)，也应该成为文学批评史论述的对象。当然，类书与文学批评的关系是隐性的，不如诗话、评点那样直接、显豁，钩沉比较困难。笔者希望通过对《艺文类聚》①赋学辨体批评的挖掘与阐释，引起学界对类书之文学批评属性的重视。 一、唯名是从，以题定体 《艺文类聚》辑录赋作，必然有其标准，即界定何者为赋、何者非赋，否则编纂工作无法开展。《艺文类聚》编者面对的是纷纭复杂的学术传统：赋与其他相近的文体常常界限不清，有时颇难裁定，兹举数例如下。 扬雄的《甘泉》，《汉书·扬雄传》作“《甘泉赋》”②，王充《论衡·谴告》则作“《甘泉颂》”③。 崔骃评论自己写的《七依》时，有“赋者将以讽”数语④，可见崔骃将《七依》视为赋；而《文选》却将《七依》收录在文体“七”中⑤。 《说文解字·氏部》：“杨雄赋：‘响若氏聩。’”⑥“响若氏隤”出自扬雄的《解嘲》，可见许慎认为《解嘲》是赋；而《文选》却将《解嘲》收录在文体“设论”中⑦。 《文选》设“吊文”一体，收录贾谊《吊屈原文》⑧；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则云贾谊“为赋以吊屈原”⑨，认为此文是赋。 《汉书·陈遵传》载，“先是黄门郎扬雄作《酒箴》以讽谏成帝”⑩，将其看作“箴”体文；而曹植《酒赋序》则云“余览扬雄《酒赋》”(11)。 面对以上情况，《艺文类聚》编者做了如下裁夺。 《甘泉》为扬雄所作，《汉书》《新论》《文选》均作《甘泉赋》(12)，《艺文类聚》从之，作《甘泉赋》，解决了《甘泉》文体界定不清的问题。 《艺文类聚》卷五七“杂文部三”，设立有子目“七”，将凡是题目中含有“七”字的作品，均辑录在“七”体中，以与“赋”相区别。 《艺文类聚》卷二五“人部九·嘲戏”之文体“答客难”下，辑录有扬雄的《解嘲》。“答客难”不是文体名称，而是文章篇名，笔者在《〈艺文类聚〉选录的文体名称和数量辨正》中已有辨析，并指出，《解嘲》应归入“难”体(13)。虽然《艺文类聚》对《解嘲》的文体归类并不恰当，却已显示出编者“难”有别于“赋”的文体辨析意识。 《吊屈原文》被辑录在《艺文类聚》卷四○“礼部下·吊”之文体“文”中，没有遵照《史记》和《文选》的界定，而是将其界定为“文”，这是因为此文题目中有一个“文”字。 扬雄的《酒赋》，依《汉书·陈遵传》，当作《酒箴》，考其体式，与扬雄的“箴”体文相近，故作《酒箴》较为妥当；但《北堂书钞》作“《酒赋》”(14)，《初学记》也作“《酒赋》”(15)。郑文认为：“此文最早见于《汉书·陈遵传》，自应以《汉书》为准。虽各书题作《酒赋》，皆后人所拟之名，不可以代《汉书》也。”(16)郑文的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是，就算题名是后人所改，最晚也在曹植所处的时代，因为曹植《酒赋序》中已言“余览扬雄《酒赋》”。扬雄此作，题名“酒赋”者多，而题名“酒箴”者少，《艺文类聚》从一时之众作“酒赋”。 为了能够在编纂时统一标准、不造成歧义，在具体作品的认定上，《艺文类聚》编者采用“唯名是从，以题定体”的方法，即凡是文题中含有“赋”的，便确定为赋。《艺文类聚》辑录的赋，文题多为“××赋”的形式，“××”标示文章内容，“赋”标示文章体裁。题目中的“赋”字，不一定都是文章作者自拟的，有的可能是《艺文类聚》编者加的，有的可能是编者遵从当时社会的主流看法。如荀况的几篇作品，在《荀子·赋篇》中只有一字的题目“云”“礼”“针”“智”等(17)，而辑录到《艺文类聚》中，则分别变成《云赋》《礼赋》《针赋》《智赋》等，显然，题目中的“赋”字，是编者因为《荀子·赋篇》有个“赋”字，连类而及加上的。又如，《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载：“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18)《汉书·叙传》载：“作《幽通》之赋，以致命遂志。”(19)《艺文类聚》辑录这两篇赋，题名分别为“子虚赋”“幽通赋”，则是遵从人们对这两篇作品的一般看法。 “唯名是从，以题定体”的方法，简单易行地完成了对赋体的界定，给编纂工作带来便利，这使《艺文类聚》辑录的各种文体的外在特征明显，彼此界限分明。其书文体分类细密，名目繁多，便于读者按文体揣摩文章技法。 《艺文类聚》辑录的赋作，多以“××赋”为题，而与赋相近的文体，诸如颂、七、吊文、难、连珠等，没有与赋混杂在一起，而是将它们作为独立的文体，单独标注，分别辑录。之所以这样操作，不仅因为颂、七、吊文、难、连珠等文体的作品题目中没有“赋”字，更因为这些文体有的只是赋的旁衍。刘勰称对问、七、连珠三种文体为“文章之枝派”(20)。程千帆承袭刘勰的观点，且明确指出这三种文体为“赋体之旁衍”(21)。在《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中，著录了唐前这些文体的单体作品集，如专收颂体的《靖恭堂颂》《颂集》《木连理颂》(皆见《隋书·经籍志》)，《皇帝瑞应颂集》(《新唐书·艺文志》)；专收枚乘《七发》及其仿作的《七集》《七林》(皆见《隋书·经籍志》)，《七林集》(《旧唐书·经籍志》)；专收吊体的《吊文》《吊文集》(皆见《隋书·经籍志》)；专收答难体的《设论集》《客难集》(皆见《隋书·经籍志》)；专收连珠体的《连珠集》《制旨连珠》(皆见《旧唐书·经籍志》)(22)。这些著录表明，从东汉以来，历经魏晋南北朝，人们的赋体观逐渐从模糊转向清晰，赋与颂、七体、吊文、难、连珠等文体逐渐分离开来。《艺文类聚》的文体分类，既沿袭了前代的做法，又具有独到的编纂标准，使赋的界定进一步明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