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佛克马论断：中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准同步”接受现象 1984年，荷兰的比较文学学者佛克马在其《文学史，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最后一节“后现代主义的不可能性”(postmodernist impossibilities)中提出了一个堪称“佛克马论断”的重要观点：“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积极接受是不可想象的”(a favourable reception of postmodernism in China is inconceivable)。①这一论断也多次出现在中国学者的后现代主义著述中。②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观点并非佛克马出于对中国的无知做出的论断。佛克马曾是新中国初期亲赴北京的荷兰外交官和荷兰第一位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汉学家，因此他是以一位“中国通”而非简单站在“中国之外”的西方学者来讲这番话的。③正是基于对中西社会历史背景及其思想文化差异的了解，佛克马明确提出“后现代主义”并非“全球性”的，而是“地方性”的——它只出现在“西方世界，包括部分的拉美地区”，因为它们有共同的“特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即相对富裕的生活条件下生活方式的多种选择可能性。④当然，佛克马做出这个论断时，中国已经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与佛克马所接触的新中国初期和“文革”时期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这一论断也包含着佛克马带着过去的刻板印象来想象当时的中国现实及其未来的可能性。中国自身的内在张力增加了后现代主义思潮进入中国引发各种问题的复杂性。 事实也是如此，从“后现代”一词正式出现在中国学术期刊的1980年开始算起，以“后现代”为书名的中文著作(含译著)已超过1000部，以“后现代”为题的论文发表也已超过15000篇。如果再加上对后现代主义理论和后现代艺术的个案研究，中国文论中的后现代研究已经占有了相当大的比重。当然更重要的，是各种“后”学话语进入到了中国文论话语体系，对我们的文学观念、批评策略以及理论思维本身，都带来巨大影响。那么，这一中国文论的“后现代奇观”是否证伪了“佛克马论断”？在后现代主义思潮引入过程中，中国文论研究者的学术主体性是如何体现并形成中国化后现代议题的？我们如何评估后现代主义中国接受所带来的对当代中国文论话语转型的影响？ 与对20世纪后现代主义之前的所有文论美学思潮的接受不同的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思潮时，这一思潮还处于正在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因此，从影响者与接受者的关系角度，进入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中国与处于后现代主义时期的西方可以被视为在“同时期”。但是这一“同时期”是否就一定能够成为阿甘本所说的“同时代”，则需要进一步的辨析，⑤而这也正是本文所预设的“后现代主义与当代中国”问题的内在张力所在。 尽管“后现代主义”一词的最早使用来源于1934年西班牙作家奥尼斯的《1882-1923年西班牙、拉美诗选》，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来追求的“后现代主义”也是始于建筑艺术领域，但是真正使“后现代主义”成为席卷欧美世界的艺术创作和文化理论思潮要从20世纪50年代之后出现的大批先锋前卫艺术思潮开始算起。按史蒂文·康纳(Steven Connor)在《后现代主义》一书的描述，西方的后现代主义思潮先后经历了从“积累”(accumulation)到“综合”(synthesis)、“自主”(autonomy)和“耗散”(dissipation)四个阶段。其中“综合”阶段以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作为起点；“自主”阶段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而“耗散”则从作者写作此书的21世纪之初开始。以此为坐标，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始于西方后现代主义思潮第一阶段的末期。詹明信的《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一文发表于他来中国讲学的前一年(1984年7-8月号的《新左派评论》)。可以说，中国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第二阶段的接受几乎同步。不过，第一阶段的接受还只是浮光掠影，只是从“文艺思潮”(文学创作和建筑艺术)的角度来接受，并没有真正展开对后现代“文论思潮”的正面接受。从詹明信北京大学和深圳大学的系列讲演之后，⑥中国学者将接受的重心转向后现代主义文论思潮，尤其是对西方后现代主义第一阶段相关理论的接受。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中国学者开始尝试应用后现代主义批评话语分析当代中国文学和文化现象，并逐渐形成“中国问题”意识的自觉。“当代中国”成为20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文论接受西方后现代主义理论思潮的重要立场，并影响到此后对后现代主义的各种译介、批评和研究。进入21世纪之后，虽然对后现代艺术与理论思潮的译介与研究仍未停止，但是中国文论将后现代主义视为一个总体性的艺术创作和理论思潮的热潮逐渐消退。因此，中国对后现代主义的接受也大体经历了几乎与西方后现代主义“准同步”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1980年到20世纪80年代末)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起步阶段；第二个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末)是中国接受后现代主义的发展阶段；第三个阶段(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接受达到目前为止的顶峰阶段；第四个阶段(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之后至今)，中国的后现代主义接受开始降温，显示中国的后现代主义也正在进入史蒂文·康纳所说的“耗散”阶段。下图是从中国知网检索得到的以“后现代”为题名在中文学术期刊发表的论文的趋势图，可知中国发表以“后现代”为题的论文高峰时期出现在2008年，随后开始下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