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重建的世纪之交来讨论文学问题，我们很难不将其置于文化背景下来考察。多方位审视当下的文学，可发现其复杂的状况。 首先是其本有的意识形态性使文学的边界在不断打破，文化与文学在承传与影响中双向互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从而建构起新的形态；其次是文学本体对客体的关注与反映愈益受到文化及其它社会诸因素的缠绕，时尚、心态、观念，科技、传媒、教育……文学在想象力、超越性和审美性遭到可怕的放逐之后消弭着诗意；其三是文学的经济性因素增长，人们不得不在文化视野中寻找根源。8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扩大，社会的现代化将我们的文化也带入新的转型期，我们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文化多元化的格局，带来的不仅仅是题材、形式、方法、流派的多样和文化形态的多元，而且更在于人们投入生活的态度、评价现实的眼光、把握生活的方式，以及各自所抱持的立场观点、道德理想，出现了明显的差异和分化。当下的文学就在这种文化氛围中消长。我们看到，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长期隐匿在“生活化”的后面，一旦走向前台，直面现实，对此就格外分明。为什么以往孜孜于精神价值的追求，而今却产生不少反常的文学艺术现象，所谓“善恶无界”、“抛弃信仰”、“躲避崇高”、“削平价值”、“消解神圣”、“零度写作”、“消费至上”、“感官刺激”、“性欲放纵”……这是否文化品格的失落？由此观照之下，文学品格也显得模糊不清，反传统、重个性、重本能欲望的倾向，文化人、作家使命意识的淡化，价值取向模棱两可，自觉不自觉地把读者大众堵在了文化层面外而停留在感官刺激处。受西方后现代主义影响，文学在解构现实主义的同时也将现代主义的创作原则与美学追求予以解构，行之以一系列激进的“实验”，出现了所谓对历史与民间的变形“还原”和“戏说”，主体隐遁，回到故事自身，又消解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界限。于是，一头是传之有恒的文化经典被“放逐”，另一头是新翻无着的文化观念“获虏”，文学何去何从，对之“诗”与“思”都成了个人手中的风筝，随已意愿或逐俗跟风而游离不定。 这里似乎产生一种悖论。 当下的时代，一方面文化的泛化使人们的“文化消闲”愈来愈普遍，使人的天然心性中对文化涉猎，渴求和包容的本性得以实现，从而多一分诗性；另一方面，俗文学和流行艺术甚嚣尘上，它们缺少高雅文艺所具有的真正的“诗”与深沉的“思”，以致人们难以找到应有的文学品格。 须知，诗与思恰是文学品格的重要特质，它指涉精神传统。在西方的文化传统中，一些哲学家、美学家对之始终予以深切的关注并进行理论建构，对我们今天思考文学的现实问题富有启迪。德国现代生命哲学家、思想家威廉·狄尔泰对艺术问题与人生问题以及人的现实历史境遇问题相互联系的考察，对体验—表达—理解三位一体化的深刻阐释，据此对艺术本体之谜和人类生命价值之谜的探索，在我们看来尤其具有理论前瞻和实践针砭意义。 艺术之“诗”与“思”是特具灵性和魅力的。狄尔泰认为，“诗是将人与人互相维系在其存在的最高要素中的共同精神的表达，诗倾诉出伟大心灵的颤动。”“诗向我们揭示了人生之谜。”所以能做到这一点，在于艺术家首先进入人类生存的体验，经由这种体验而生成的诗之表达，既体现出艺术家的生命感悟，也使人类能彼此理解，达至生命的超越。惟其具有艺术家的创造和追求，才使生命得到肯定，获得超越，进入永恒的生成，因此人才有可能既处在现实生活之中又居于理想境界之上。不仅如此，狄尔泰由艺术之诗延伸到人生之诗，即人生诗意化问题。“诗的问题就是生命（生活）的问题，就是通过体验生活而获得生命价值超越的问题”，诗揭示生命的超越意义，诗把心灵从现实的重负下解放出来，激发起心灵对自身价值的认识。这是真正的诗，它把一种特殊的体验突出到对其意义之反思的高度。 狄尔泰似乎在对当今人类生存境遇预言式地先期感同身受之后，欲在困顿、烦忧、焦虑、窒闷的现实之土建立起哲思与诗情并生的精神家园，让艺术之境超越现实世界、使人类诗情提升生命本体。这多少有点乌托邦的色彩，于其现实世界的拯救无补，于我们当今重新进入文学艺术的澄明之境却是一种深度的照亮。在这个文化场愈来愈世界化的时代，我们感到，从本世纪初西方世界投下的阴影，到今天也投射到我们的身上，我们与世界文化在这样一个特定的时机里遭遇，在多元化的选择中，一方面不断震荡和调节、修订着价值取向、社会心态、行为方式，也不断催生着文化新质，开阔了生活和文学艺术境界；另一方面，当舆论喧嚣和市场杠杆使文化消费者的审美取向为传媒所左右，在趋时心理的支配下，文学艺术家自身也会受制于传媒所给定的大众审美取向，在掌声、印数和稿酬的算计中扼杀自身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进而在审美理想与客观现实的矛盾中失去应有的自信和平衡。由此，从社会一体观之，看到了通俗文化对主流、高雅文化的颠覆和消解；而从文学的角度审视，看到了流俗的泛起与诗性的消弥。我们不能不感到，狄尔泰当初苦苦追询的人的生命价值、艺术体验和理解的价值取向等问题，在今天更加尖锐，更加令人困惑。当代西方出现“狄尔泰复兴”现象，那么，我们需要文学的诗意境界么？ 回答这一问题很容易引起关于话语权的追问。如果撇开狭隘的民族立场，就文学面对的共同问题直接言说，我们的追问会有意义得多。例如，对文学价值的追询以及必然会指涉的对文学家的拷问，又如对文学品格的追问以及对当下文化境遇中诗性的寻求，如何在多元化的状态下经人生之思与艺术之诗进入澄明之境，达至更高级的人生诗化？当下的文学可以在狄尔泰那里得到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