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根”之累

——中国新文学与传统文学精神关系试论

作 者:

作者简介:
贺仲明,现为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南京 邮编:210008

原文出处:
社会科学辑刊

内容提要:

中国新文学主体源流出自西方文化和西方文学而非中国传统民族文学,这先天性地决定了它的无“根”性。在它此后的发展历程中,虽然有过短暂的“寻根”尝试,但政治社会因素阻滞了这一路途的深入。最终,在90年代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它尽显颓危之色,面临失去大众也失去自己的双重危机。回归,不是回到传统文学,而是承续与中华民族精神紧密关联的传统文学精神。只有承延上中国传统文学精神这一民族文学之“根”,中国新文学才可能走出颓境重现生机。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 年 0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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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文学的20世纪是新文学的世纪。自从中国新文学以全新的姿态崛起于五四新文化运动,就迅速击败了传统文学,取代了传统文学在文坛的主导地位。然而,新文学此后的成长道路却远不是一帆风顺的。应该说,新文学发展的艰难与多变的时代息息相关。但从更根本也更内在的角度看,新文学自创始伊始即形成、并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加剧的与传统文学精神的巨大断裂,造成了新文学事实上始终匮乏民族传统文学“根源”的滋养,是新文学几度徘徊并日显惨淡的根本原因。可以说,新文学几十年的发展历史,始终艰难地承受着无源之苦,无根之累。

      1

      中国新文学诞生在中国历史的巨大忧患和传统文化的剧烈转型中。19世纪末,中国社会受到西方的深重压迫和严峻挑战,衰微腐朽的封建制度和早被封建化的传统文化在挑战面前显得颟顸无力,屡屡失败。这些失败,不但严重损伤了国力,更激起知识分子对传统制度和传统文化的积极反思,他们急切地希望从西方文明中借取火种来疗救中华文明。通过改革中国社会以挽救民族,“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1〕,是当时知识分子的共同感受。在经历科技、 政治救国的失败后,他们选择了更为根本性的文化救国,他们盼望通过对传统文化的彻底转换来振兴民族。从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五四运动,从张之洞“中体西用”、梁启超“中西合一”,到胡适之“全盘西化”,我们可以看出近现代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的日益决绝和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日益迫切。五四新文学运动把近代知识分子的这一文化心态发展到极端,知识分子们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弃和对西方文化的无条件迎取是其突出表现。

      时代决定了作为新文化运动之一部分的五四新文学的价值取向。五四新文学的建设者们大多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现实的危难和亟切改革中国的愿望使他们首先很自然地把文学当作文化革命的工具来看待。五四的“文学革命”与梁启超“小说革命”一脉相承,都赋予文学建设以非文学的强烈的意识形态性和工具性。而他们迫切地弃旧迎新的文化心态又促使他们一切以西方文学为是,以“十九、二十世纪的西洋文学眼光”〔2〕来评判审视中国传统文学, 这一文学评判的基本主体是另一种文化下的“他者”。这样,政治功利和异己文化的双重限定,使新文学建设者们忽略了文学与一般文化相比所具有的独特性,忽略了文学建构的民族特征前提。于是,中国传统文学不但被主要是人为地抹上了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被作为封建文化的典型成为完全否定的对象,而且也被自然地看作远远落后于西方文学的时代的落伍者,被认为“都该退居到历史的地位”〔3〕。

      当然,任何判断都难免有绝对化的局限。尽管五四作家极力倡导废除传统,但实际上,在五四新文学身上都还留着传统文学的深深印迹。因为一方面有深厚民族之根的传统断裂并不可能遽尔即成,而且,五四一代作家尽管身沐欧风美雨,倾慕西方文明,但他们年轻时大多饱读传统诗书,传统文学的潜移默化使他们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并在新文学创作中有所表现。所以,不但五四新文学最根本的现实关怀性(非是脱离于文学的意识形态性),可以直溯《诗经》以来的中国传统文学的现实精神;五四文学的基本艺术风格特征,如主体色彩、抒情风貌等,都对传统文学有所承传。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五四作家正是赖以其深厚的传统文学根柢,才能在运用新文学的西方新形式新技法时很快地驾轻就熟、于发轫之际即取得较高成就。但是,从总体上,五四新文学是与传统文学形成巨大的断裂的,尤其是它的理论倡导,更决定了它发展的总体西化倾向。在这种情况下,传统文学于新文学建设的功绩往往为人所忽略,并掩盖了五四新文学匮乏传统文学根源滋养的严重缺失,给人以五四文学完全拒绝传统、沿用西方模式亦可照样成功的错觉。这一反讽性的错觉,使五四断裂传统的遗患在当时尚显不太突出,但在新文学此后的发展历程中,随着它与传统距离的一步步拉大,作家们传统根柢的一步步变疏浅,这一内在的缺失就逐步毕露无遗,并最终有了总体的爆发。

      2

      当然,对于新文学的断裂传统、力倡西化的缺失,新文学作家们并非完全没有自觉。对于曾深受传统熏染的五四一代知识分子来说,欲借文化改革以振兴民族、摆脱现实困境的强烈愿望和内心的传统力量势必形成剧烈的冲突。五四之时,郑振铎即在《新文学的建设与国故之新研究》一文中这样论断:“我以为我们所谓新文学运动并不是完全推翻一切中国的故有的文艺作品,这种运动的真意义,一方面在建设我们的新文学观,创作新的作品,一方面却要重新估定或发现中国文学的价值,把金石从瓦砾堆中搜找出来,把传统的灰尘,从光润的镜子上拂拭下来……”〔4〕闻一多也针对《女神》创作的过于西化、 滥用洋文倾向提出了强烈批评,并强调了新文学建设中汲取传统文学精华的重要性〔5〕。这些论断在五四时固尚属少数之见,但在五四退潮、知识分子“文化救国”愿望落空之后,就有了更多的同道开始对五四反传统进行反思。与此同时,在三四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一些优秀作家、批评家,目睹五四的幻灭,在对传统重估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向传统文学精神归依。在他们的创作中也已呈现出浓郁的中国特色的传统美趣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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