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希腊哲学家相信，理念是真实的、不变的世界，而感官所知觉的现实世界并不真实，它不断变化。这一观念即使不是错误的，也很难让人理解。但它对西方哲学、思想史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逻辑的体系化思维模式。在我们的思想文化传统中，从没有理念或类似理念的想法以及西方的真理观，虽然有对仙境、桃花源等理想世界的描绘，但比较理念世界，它们都不具备知识学上的意义。理念世界需要依靠理性才可能领悟，对它的认识是具有确定性的知识。只有对理念世界的认识，才谈得上真或真理。因此，哲学或理论的任务就是运用人的理性来发现理念世界的真。我们了解这一思想相对还比较容易，但要让我们的理论思维始终坚持理性、确定性的观念则相当困难，以至于在专业技术领域中，一不小心我们还会以人格或者生命来担保相关陈述的确定性，可见我们对于知识确定性的意识还没有成为思想的“本能”。 确定性概念的模糊，在于我们传统的思维中缺乏数学精神。中国传统文化中数学成就很高，但很大程度上，它只是一个独特的领域或工具，数学中抽象、精确、确定性等特征并没有作为理论思维的对象被吸收到中国哲学的形式当中。 确定性是理念世界知识的基本要求。古希腊人认为，“同一事物对不同的感官有不同的表象，感官特性在这事实中就透露了它们的相对性。但我们抽出这些特性之后，作为真正现实的认识对象剩下来的，基本上就是事物具有的形式”，①纯粹形式是事物的真正本质。柏拉图之前的毕达哥拉斯学派认为数学形式反映了事物的本质。正因为数学与真之间的这种传统关联，后来的科学探索一定要与数学结合起来。伽达默尔说：“科学……在数学的抽象中揭示对感官隐蔽着的规律性。只有通过把经验知识数学化的方法，研究者才能接近那永远不可能最终达到的目标，即去理解上帝用他的手所书写的自然这本大书。”②从伽利略以后，理想化物体运动的数学模式上升为认识世界的方法。牛顿于1687年出版的巨著《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书名就体现了这一观念。推广开来，体系化的、概念式的表达成为真理表述的基本形式。 自然科学的成功，使得很多学者对理性的方法、自然科学的方法充满了信心，以至于要把这一方法扩展至社会科学、人文研究的所有领域。但西方近代以来逐步认识到理性思维自身的局限，越来越重视他们的哲学传统中受到排斥的感性、非理性因素。美学以及艺术理论研究由此成为备受关注的领域。我们的艺术理论作为一种理论，不可能完全忽略西方理论思维所积累的知识与经验，又不能忽略中国传统艺论的宝贵财富，两方面的结合是艺术理论学科发展的重要路径。 一、理论及理论的发展 如果我们把理论看成是对事物的探索，那么中西方皆有自发形成的理论传统，但两者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脉络很不相同。总体而言，西方哲学和理论试图追求真理，整个发展线索基本围绕着这个目标展开。中国传统理论关注的领域很广，概括起来则主要从社会政治、日常伦理等问题出发，虽然在早期也有探索客观事物之理的动机，但后期这方面实际上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而伦理思考一直占据着重要的地位。 先秦时期，人们把对事物的认识最终归结为对道的体认。道既是本体，又是根本的法则，但同时又是某种意义的实存。《老子》中明确地将道视为物，第十四章曰：“视之不见名曰夷，听之不闻名曰希，搏之不得名曰微。此三者不可致诘，故混而为一。其上不皦，其下不昧。绳绳兮不可名，复归于无物。是谓无状之状，无物之象。是谓惚恍。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尽管“复归于无物”，但“视之”“听之”“迎之”“随之”等都表明它是某种实存。第二十一章中说得更加明确：“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第二十五章又曰：“有物混成，先天地生。”皆肯定了道是作为“物”的实存。 后来的思想家则更多地探讨“理”。《庄子》外、杂篇中多处论及理，这个理往往指事物变化的法则、规则。《庄子·渔父》曰：“同类相从，同声相应，固天之理也。”《知北游》：“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则阳》：“万物殊理。”不仅认为有理存在，而且万物有着不同的理，理可以为人们所认识。《秋水》：“万物一齐，孰短孰长？道无终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虚一满，不位乎其形。年不可举，时不可止；消息盈虚，终则有始。是所以语大义之方，论万物之理也。”钱穆说：“若说《庄子》外杂篇较后出，则理的观念，虽由道家提出，而尚在晚期后出的道家。”③所言确实。《韩非子·解老》曰：“道者，万物之所然也，万理之所稽也。”《管子·君臣》亦有“顺理而不失之谓道”的话，钱穆以为这两家“都可归入晚期道家”④。《荀子》《吕氏春秋》以及《礼记》的作者也都注意到物之理。 魏晋玄学兴起，对事物之理颇多兴趣，认识上有新的深入，可以说是中国传统理论发展的一个高峰。王弼曰：“夫途虽殊，必同其归；虑虽百，必均其致。而举夫归致以明至理，故使触类而思者，莫不欣其思之所应，以为得其义焉。”⑤又说：“物无妄然，必由其理。”⑥钱穆说：“开始特别提出一‘理’字，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突出观念，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重要讨论的题目者，其事始于三国时王弼。”⑦他接着评价说：“王弼却于《易经》原有的道的观念之外，另提出一理的观念来，说宇宙万物，各有它一个所以然之理。这是一个新观点，而在后来的中国思想史上，却演生出大影响。”⑧“理”的概念汉人已经提出，并非始于王弼，但自王弼以后，玄风大畅，学者喜言事理确实是魏晋时期的新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