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J1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0012(2021)05-0075-09 蒋彝(Chiang Yee，1903-1977)，中国作家兼画家，江西九江人，字仲雅，笔名“哑行者”(Silent Traveller)。1933年，在经历了官场“现形记”后，而立之年的蒋彝辞去官职，跨洋西行，从上海乘船经马赛，抵达伦敦，在这片陌生的土地上生活了22年。 20世纪初的中国因各方势力角逐的政治斗争而四分五裂，动荡不安。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有志人士忧时济世，积极外求于西方经验，探索强国自救之路。在他们的观念里，西方意味着现代化，那是一个与古老而落后的中国完全不同的世界。1915年，接受过西方教育的陈独秀、胡适、钱玄同等人掀起了思想领域的新文化运动。他们抨击封建礼教，呼吁社会变革，积极传播西方民主思想和科学精神，从而引发了一场确立中国现代身份的强大运动。在他们的启发下，更多的中国人争取到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学习的机会，希望“输世界文明于国内”，改变中国贫穷落后的局面。其中一些人选择从西方视角学习政治、法律和科学，并将新思想带回中国，如蔡和森、徐特立、周恩来等；另一些人则志于学习西方艺术的精髓，为中国画的现代转型寻求路径，如徐悲鸿、林风眠、吴大羽等。 在“科学救国”思想的影响下，蒋彝大学期间报考了国立东南大学的化学专业，毕业后历尽波折，成为一名政府官员。但是污浊的政治生态使蒋彝失去了信心，于是他决定到英国研修政治经济制度，梦想着归国后能致力于中国社会及经济的改革。初到伦敦，蒋彝便入学伦敦大学东方学院①，跟随溥仪的外籍教师庄士敦(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学习。然而，得益于与英国文化精英的频繁接触以及自己深厚的传统文人积淀，蒋彝积极地参与到了中国民族艺术在英国的推介与传播之中，并在英国的文化艺术界大放异彩。从他在英国的活动轨迹中，我们大致可以窥探到20世纪上半叶英国对中国、中国人和中国文化所发生的态度转变以及与中国在外交关系方面所发生的更为深刻的变化。 一、历史际遇 在马可·波罗于1271年到达中国之前，欧洲人对古老的中国就已经有了模糊的认识——“他们生产的丝绸品质最佳，他们用稻谷酿出美酒，他们用漆刷书写文字，把一个词的所有字母化为一个字”。[1]威尼斯人在忽必烈身边侍奉了17年之久，归国后，他将一个全面辉煌的神州(Cathay)②进行了完整的记录，并让此后的欧洲人读了上百年——那是一个“安定、仁爱的民族”，一个花开遍野之地。 自17世纪以来，随着东印度公司贸易的拓展，来自中国的青花姜罐、搪瓷托盘以及真漆嵌板等器物成为英国人物质生活中熟悉的存在。到了18世纪，以希腊罗马为代表的古典品味令人日久生厌，英国人转向中国智慧寻求灵感。伦敦制作的中式图案的银器、齐彭代尔的中式家具以及类似布莱顿行宫中的中式房间，在欧洲大陆无人能与之媲美。此时在欧洲最为盛行的“如画园林”，可谓是英国对当时在欧洲流行的中国风(Chinoiserie)最为突出的贡献。小山、山石、瀑布、溪流、树林和建筑采用了一种无序的设计，曲径通幽、宛然曲折，使之可以从不同角度呈现赏心悦目的美景。伦敦的邱园宝塔、埃尔顿花园的喷泉宝塔以及阿尔斯福德的中式钓鱼台这些点缀其中的建筑要素，更是对古老中国遥想的实践转化。 1857年英法联军入侵中国，掠夺了大量文物，形成了今天英国大英博物馆中国收藏的基础。然而，直到19世纪后期，随着在中国开始的铁路建设让英国人挖掘出了以前并不被他们所知的陶器——随葬品，英国学者才开始把中国文物视为艺术品。而且在许多年里，它们一直局限于大英博物馆的民族志材料展览，或者作为英国豪宅的优雅家具和室内装饰的一部分[2]，更不用说一直居于主导地位的中国绘画，英国人对其完全处于陌生的状态。 无论是对于中国艺术的收藏还是中英关系而言，20世纪都是非常重要的时间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本世纪，西方对中国和中国人的了解以及对他们的哲学和艺术的理解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取得了更大的进步。”[3]28此时英国学界开始了对中国艺术以瓷器为中心的学术讨论。但即使如此，中国艺术仍然只能引起英国人微弱的关注。的确，在英国人传统的集体意识中一直存在着这样一种观点，即中国是一个建立于几个世纪之前的古老而浪漫的帝国。在20世纪早期，这种认识持续左右着人们对中国和中国艺术的普遍态度。尽管中国艺术的题材、形式和材料因其异国情调而受到赞赏，但英国人却很少能将其置于适当的文化背景下进行阐释。在20世纪，这些愿景也象征着中国的停滞、落后以及“差异性”，尤其是与西方工业化国家相比。 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隙，英国对中国艺术的研究有了长足的进步，许多收藏家和研究人员被中国艺术的悠久传统和文化内涵所吸引，其中少数人精通中文，能够翻译有关中国艺术及有关其收藏史的原文，这就促成了对中国艺术品更为均衡的解读。1925年《伯灵顿杂志》(Burlington Magazine)出版了一本题为《中国艺术》(Chinese Art)的开创性专著，首次对中国艺术进行学术层面的考察，内容与当时英国对中国艺术的界定一致。[4]引言部分由英国艺术理论家和美学家罗杰·弗莱(Roger Fry)撰写，他描述了西方文化在试图理解和诠释中国艺术和文化时所面临的挑战。他在《中国艺术的重要性》(“Th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Art”)一文的开篇写道：“我相信很多人可能熟悉欧洲艺术的某些方面，但他们仍然对中国艺术感到陌生。对他们来说，遇到这样一本书，就等于进入了一个他们没有钥匙的世界。”[3]1参与本书写作有博物馆的专业人士，比如曾是大英博物馆东方印刷和绘画部的负责人的劳伦斯·比尼恩(Laurence Binyon)及其助手亚瑟·韦利(Arthur Waley)，还有一些私人收藏家，如珀西瓦尔·大卫爵士(Sir Percival David)和乔治·尤摩福普洛斯(George Eumorfopoulos)。他们的研究专长包括中国画、雕塑、陶瓷和装饰艺术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