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西方”在不同的语境中有不同的指代。最初西方只是地理概念，后逐渐发展为强调“思辨”特征的文化概念。在地理上，西方普遍指位于西半球、北半球的欧盟国家以及北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其时间维度涵盖了从古希腊罗马、中世纪、文艺复兴到现代欧美。西方教育学指的是西方从赫尔巴特(Herbart，J.F.)《普通教育学》开始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并逐渐发展为一个学科群的教育学，既指作为一门教育基础学科的教育学，又指作为教育学科群总称的教育学。 在中国，教育学①作为一门学科，不是内生的，而是“舶来品”。西方教育学对中国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作用。这方面的研究已引起研究者的重视。到目前为止，成果主要涉及以下六方面。 第一，对国外教育学在中国的引进、影响及其启示进行研究。有研究者概括了近代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1]有研究者对教育学在20世纪上半叶的引进进行了探源，[2]并在此基础上，追踪了20世纪下半叶教育学在中国的发展。[3]还有研究者深入分析了“伴随着‘西学东渐’的潮流，西方教育学理论的导入对中国近代教育学的创立所具有的意义及影响”[4]。 第二，西方不同教育学流派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主要包括西方女性主义教育学及其在中国的实践[5]、批判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6]、德国文化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7]、德国实验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8]、现象学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9]、德国批判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影响[10]等。 第三，西方某个教育学流派代表人物的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这个方向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赫尔巴特教育学[11]和布雷岑卡(Brezinka，W.)元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影响及其反思[12]等。 第四，不同国别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有研究者将德国教育学视为整体进行研究。[13]有研究者侧重于“五四”时期德国教育学著作在中国的接受及其反思。[14] 第五，教育学不同分支学科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主要分为对德国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在中国的引进进行的考察，[15]以及具体到某一分支学科的传播和影响的相关研究，如教育哲学[16]、课程与教学论[17]、教育心理学[18]、教学法[19]等。 第六，西方教育学经典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研究。经典著作的研究主要包括赫尔巴特《普通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历程、影响和启示研究[20]、斯宾塞(Spencer，H.)《教育论》在中国的传播与影响研究[21]、杜威(Dewey，J.)《民主主义与教育》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与影响研究[22]、卢梭(Rousseau，J.-J.)《爱弥儿》在中国的传播及其启示研究[23]。 已有对西方教育学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研究，已取得一定的成果，但以下三个方面的研究需要进一步展开：一是对西方教育学在中国传播和影响进行系统性研究，形成西方教育学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全面系统认知和把握；二是以国人引进的教育学著作和教材为依据，对西方各个国家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进行研究；三是关于西方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在中国传播和影响的研究。 有鉴于此，本文旨在对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进行回顾，不仅对西方各个国家教育学的传播而且对西方教育学各分支学科在中国的传播进行回顾与反思。 二、西方教育学在中国传播的启动背景 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内含了近代西方文化传播过程中“先物质，后制度”的理念，同时受到近代中国社会“后发外生型”现代化的影响，又以师范教育的兴起为直接推动力。 (一)传播是中国迈向教育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重要现象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时代主题是现代化。无论是“西学东渐”，还是西方教育学传播，都是中国走出封建社会、迈向现代化进程中发生的文化现象。借鉴已有研究对现代化的分类，我们将教育现代化分为以下两类：第一，“早发内生型”教育现代化，指的是主要依靠本国内部力量推行，并且发生时间较早的教育现代化运动，以英、法、德等一些欧洲国家为主，呈现出自发性、渐进性和自下而上的特征；第二，“后发外生型”教育现代化，指的是侧重于借鉴发达国家先进经验，并且发生时间较“早发内生型”而言明显更晚的教育现代化运动，呈现出革命性、示范性以及自上而下的特征。 中国的教育现代化显然属于后发外生型，此性质决定了中国教育学的形成和发展必然建立在引进西方教育学的基础之上。我们只有把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纳入中国现代化，特别是在教育现代化的整体进程中进行考察，才能对这一现象做出全面系统的深入分析。 (二)西方教育学的传播是晚清西学传播的必然发展 西方教育学和西学的传播密切相关，只有置身于整个晚清西学传播的历史进程中，我们才能更深入地认识和探究西方教育学在中国的传播。 19世纪末，变革的思想贯穿于社会各个方面，成为时代的潮流。从维新变法运动开始，西学的引进逐渐步入到中国人独立引进的新阶段，出现了一批热衷于传播西学的文人学者，西学引进的重点由自然科学、实用科学迅速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转移，成为二十余年间(1895-1919年)西学传播的一个主要特点。[24]随着西方哲学、伦理学、美学等学科的传播，“西学东渐”之势更趋广泛和深入，具有自觉意识与全面意义上的西方教育学传播也开始启动。1912年，大学正式确定了文、理、法、商、医、农、工的“七科之学”，学术分科完成了从传统到现代的变迁。教育学成为“七科之学”的组成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