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D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39-8041(2020)09-0084-11 追求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共同体的建构是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寻找安全。①现代民族国家将共同体的建构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这不仅是因为民族国家共同体与传统帝国等国家形态相比较有着确定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从“传统帝国”到“现代国家”、从“臣民”到“国民”、从“差异性统治”到“同一性管理”的根本转化②，而且也在于民族国家共同体在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的交织中凸显了民族问题的重要性，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民族建设与国家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民族问题。也就是说，共同体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族群关系，尤其是族群权利扩展，带来了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再演进，出现了族群自治、族群分离、族群冲突等族群政治议题。不过，由于民族国家共同体始终是最为重要的共同体组织和族群的政治依附，族群权利扩展受制于一定的边界，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演进在族群权利扩展边界的上限和下限之间取得一定的平衡，维系民族国家共同体的存续，而打破这种平衡的结果就会出现少数族群被同化、政治制度变迁、领土主权挑战、区域关系紧张等问题。 一、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演进：阶级与民族观念的交织 作为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是相当晚近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以来，民族国家逐渐成为固有领土范围内多个族群的集体归宿，并逐渐成为国际关系的主体。民族国家的诞生是共同体发展历程中的关键节点，在民族国家逐渐走入政治舞台之时，民族国家共同体的主题实现了阶级问题与民族问题的交织。 作为政治与社会现象出现的阶级与民族，无论是自然生成还是想象建构，都离不开一定的社会政治文化环境。作为一个随人类社会进入阶级社会而来的概念，阶级从来都是共同体的政治主题，只是说，在民族诞生以后，民族国家的诞生在很大程度上赋予了民族国家共同体另一个政治主题——民族问题。“民族是社会发展到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和必然形式。”③民族是资产阶级时代的必然产物并不意味着民族是晚近的，只是说，作为政治概念和观念出现的“民族”只有在资产阶级时代出现后才产生了自觉意识和自为意向，也正是在资产阶级时代产生之后，民族才有了政治化的特征。正是因为民族是资产阶级时代国民的组成形式，“民族国家割裂了阶级，把后者变成民族的组成部分”，“阶级也是先被束缚，然后不自觉地被‘民族化’和政治化”④，“在其初始之际，民族主义打碎了传统的、陈腐过时而束缚人的社会秩序，并以人类的尊严感、以参与历史和管理自己事务的骄傲和满足感填充着追随者的心灵”⑤，一个以所谓的平等的面貌出现的概念逐渐使国民在心理上抛弃了不平等的阶级概念。 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成为历史发展的一个界面，植根于某种形式的话语、公共理由和情感的政治文化。⑥民族主义的诞生引导了共同体的政治发展走向，在试图掩盖阶级矛盾的同时，民族主义将主权、统一和独特的民族放到了政治舞台的中央，并且用它们的形象来塑造整个世界⑦，虽然可能阶级不同、族群有别、信仰各异，但是，民族主义却可以使得各自的身份在民族主义的意识中获得代表性⑧，以此追求政治单元与民族单元的一致性。⑨正如厄内斯特·盖尔纳(Ernest Gellner)所言：“‘民族主义时代’并不仅仅是这个或者那个民族的觉醒和政治自我表现的总和，而是当总的社会条件有利于那种统一的、相似的、集中维持的高层次文化时，当这种条件遍及到全社会的人口而不仅仅遍及到为数很少的精英分子时，就会出现一种局面，即定义明确的、由教育作后盾的、统一的文化单位构成了人们自愿地并且往往热情认同的近乎唯一的一种组织单位。”⑩由此，作为固有领土范围的国家被民族化，作为试图取代阶级而成为新的平等者的民族被国家化，民族与国家的结合诞生了新型的共同体，这就是民族国家。 不管是必然产生的，还是作为一个社会的其他发展的结果而出现的民族国家(11)，“一个民族国家甫一成立，在精神领域中的首要任务就是为‘民族’建起或重建一套合适的‘遗产’”。(12)在此形势下，原本被马克思主义认为是从属问题的民族问题日益突出和严峻。列宁认为，“民族问题和‘工人问题’比较起来，只有从属的意义，这在马克思看来是无可置疑的”。(13)这里，还需要指出的是，民族问题具有从属意义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只有当一个民族成为一个阶级，成为在其他方面都具有流动性的制度里的一个可见的、不平等地分布的范畴的时候，它才会具备政治意识，才会采取政治行动。只有当一个阶层碰巧(或多或少)是一个‘民族’的时候，它才能从一个阶级本身，变为一个为自身利益奋斗的阶级或民族。民族和阶级单独似乎都不是政治催化剂：只有民族—阶级或者阶级—民族，才是政治催化剂。”(14)也就是说，民族问题只有在阶级(工人)问题之下，才能成为政治问题，才具有政治意义。民族国家以来，民族问题以民族(族群)斗争的形式散布开来。在整个20世纪以及21世纪至今的百十年里，在某种程度上，民族问题却以前所未有的态势迅速超过了工人问题，将民族问题推上了政治历史舞台。或许全球化、现代化的发展使得纵向上的社会经济阶级问题依然重要的同时，民族国家不得不面对如何从横向上将社会群体加以融洽的问题。(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