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14)04－0045－06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众多政治学者在行为主义的影响下倾向于把政治文化看作是残余变量(residual variable)，也就是说，凡是其他理论所不能解释的，就用政治文化来解释，这样做的结果就使得政治文化研究失去了其独立的地位。另外，同一时期理性选择理论兴起并日益在政治学研究中占据主导性地位，这更加使得政治文化理论的地位边缘化，于是在这一段时间里，政治文化研究逐渐趋于沉寂。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在加布里埃尔·阿尔蒙德(Gabriel Almond)、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art)、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阿隆·威尔达夫斯基(Aaron Wildavsky)、哈里·埃克斯坦(Harry Eckstein)等知名学者的推动下，政治文化研究强势复兴，并涌现出一大批影响深远的经典之作。 迈克尔·布林特(Michael Brint)1991年出版的《政治文化的谱系》可谓是在政治文化复兴运动中的代表作之一。①布林特在该书中讨论了自孟德斯鸠到托克维尔的法国社会学传统、自康德到韦伯的德国文化哲学传统、自阿尔蒙德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Xerba)以来的美国科学/行为主义传统这三种政治文化研究的历史传统。在比较三种政治文化研究传统的基础上，布林特强调知识多元主义的重要性，并且呼吁目前占据主导地位的美国行为主义政治文化研究方法应该吸纳其他社会科学和解释主义的方法。最后，布林特表达了他的期待，即一种包容性而非排斥性的政治文化之复兴。 一、双峰对峙：政治文化研究的两种哲学范式 尽管政治文化的强势复兴已经使其在政治学研究中重新取得重要地位，但是关于政治文化研究本身的争议却一直没有间断。从政治文化的定义到研究方法，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而采取何种研究方法反过来也会影响关于政治文化的定义。除此之外，对于政治文化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发挥的作用也存在着种种争论，政治文化到底是作为一个情境变量(Context Variable)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变量(Independent Variable)决定了行为者的政治行为选择，政治文化在政治发展中究竟是一个内生变量(Endogenous Variable)还是一个外生变量(Exogenous Variable)？围绕上述问题的分歧与争论使得政治文化研究从来就没有能够形成一个统一的研究范式(Unified Paradigm)，而是成为了一个在哲学基础(Philosophical Foundation)、价值观(Value)以及认识论(Epistemology)等方面存在诸多分歧的学科。对于这些问题的不同看法与观点，形成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哲学范式。这里所谓的哲学范式是关于政治文化研究方法的理论，它主要探讨政治文化研究的基本假设、逻辑、原则、程序、方法等问题，它是指导政治文化研究的一般思想方法或哲学观点。政治文化复兴后的政治文化研究主要存在两种哲学范式：实证主义范式(Positivism)与解释主义范式(Interpretivism，亦称为Hermeneutics)[1]。 1.实证主义范式 实证主义范式认为，尽管政治文化是通过人们的主观意向和历史实践形成的，但它是客观存在的，是外在于个人的社会事实和社会实体。换而言之，政治文化作为一个研究客体是一个外在于研究主体的事实，它可以与研究主体分离并能够被研究主体客观、系统地观察、测量和研究。按着这种研究范式，政治文化研究应该是一项客观的、价值中立的研究，关于政治文化研究的发现或知识应该是客观的、超越个人主观价值判断的，研究者在对政治文化进行研究时应该做到情感上的超然(Emotional Disattachment)。在认识论上，实证主义范式主张政治文化的研究应通过客观、系统、精确的科学方法去客观地描述和解释政治文化的诸多现象，并在此基础上为政治文化的演变提供相应的指导[2]1－44。阿尔蒙德与维巴的研究目的之一就是在充分了解墨西哥政治文化现状的基础上，为墨西哥培育、发展适应现代民主政治需求的公民文化提供一些可行的政策建议。 阿尔蒙德与维巴于1963年出版了《公民文化》一书，在该书中他们认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政治信仰和感情，它由本民族的历史和当代社会、经济和政治活动进程所促成，其内容主要包括政治认知、政治情感和政治评价三个部分。其中，认知取向是关于政治系统、政治系统的职责和这些职责的承担者、政治系统输入和输出的认知和信念；情感取向是对政治系统(职责、人员和绩效)的情感；评价取向是对政治对象的判断和观点，通常包含价值标准和信息、情感的结合[2]14。 在此基础之上，阿尔蒙德与维巴将政治文化的类型划分为三种：村民型、臣民型和参与型。村民型政治文化的标志是人们对自己属地的认同感强于对国家的认同感，缺乏公民权意识，在认知上既没有意愿也没有能力参与政治；臣民型政治文化的特征则表现为，公民认为自己对政府产生影响的能力很有限，易于服从并对政治参与比较消极；参与型政治文化是指公民对政治密切关注并有广泛的参与意愿和认知。在此基础上，阿尔蒙德与维巴把公民文化定义为一种混合型的文化，即以参与型政治文化为主的同时混合了村民型政治文化与臣民型政治文化，这一公民文化是现代民主政治良性运转的基石。 阿尔蒙德与维巴对政治文化的定义强调了一个社会中个体政治态度的整体分布状况，通过把个体的政治态度汇总成为一个社会的整体分布状况，他们把英国、美国两国社会的总体文化特征描绘为最具有公民文化特征的社会，而把意大利的总体文化特征描绘为冷漠与疏离的社会。这一定义经常被批评为以个人特征之集合考察文化整体，犯有方法论上的个体主义错误(Individualist Fallacy)与化约主义错误(Reductionism)[3]。尽管有着如此众多的批评，但阿尔蒙德与维巴对行为主义的定义获得了政治文化研究者们的普遍认可，这是因为这一定义特别适合进行调查研究，也特别适合进行跨国比较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