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学会主办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学》(Political Science and Politics)(注： 相比于美国政治学会主办的另一种期刊《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主要发表研究报告和论文 ，1968年创刊的《政治科学与政治学》较为侧重发表有关专业、学科方面的研究成果。 )季刊2004年第4期上，刊登了一组讨论政治科学的起源、现状以及未来发展方向的文章 ，可看作为政治学发展的自我反思。本文在比较详细地报道这组文章的基础上，试图对 中国政治学建构的目标、方法和途径作出一些思考。 一、政治科学何去何从 这组文章中的第一篇由著名政治学家、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佐梵尼·沙特律(Giovanni Sartori)教授撰写，题目是《政治科学将往何处去》。沙特律说，我们今天所说的那种 政治科学诞生于20世纪50年代早期的西欧，他自己也是创始人之一。但现在的政治科学 实际上已非常美国化，失去了当初构建它的初衷。 在20世纪50年代，甚至在今天，英国人普遍地拒绝使用“政治科学”这个术语，而更 愿意使用“政治研究”和(或)“政府研究”的提法。在这里，“政治科学”术语究竟具 有怎样的内在含义呢?沙特律认为，传统的政治研究缺少一种专属于本学科、区别于其 他学科的语言。首先，传统的政治研究不能将叙述与认知分开；其次，传统政治研究没 有一种专属的语言，而对任何一种科学研究来说这是必须的；再次，传统政治研究没有 专门的方法论基础，即使从19世纪至二战前的政治学也主要由法学、历史学方法占据统 治地位。有鉴于此，他们竖起了“政治科学”的旗帜，但没有想到的是，这个良好愿望 却在美国的土地上长出了坏果子。 那么，政治科学应该成为怎样的科学呢?沙特律说他一直以经济学为范本。但是政治学 与经济学之间有着太大的差别。第一，经济行为遵守一定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利益 最大化”，而政治行为却是由一系列不同的动机引导的。第二，经济学家们与真实的数 字(货币数量)打交道，政治学家面对的则是被给定的、常常是专断的价值观念。第三， 经济科学在它对一些基本术语作出精确和严格的定义，并以相同的方式建立起一个累积 增长的信息“数据库”后得到了发展，而晚出了约150年的美国政治科学却很快在库恩 所说的“范式”和科学革命中蹒跚不前，每15年它都要进行一场令人兴奋但没有实质内 容的自我革命，寻找新的范式、模式和方法。 由此，沙特律质疑主流政治科学走错了科学的方向，它选定了一个不适当的科学模式 ，即硬科学、精确科学模式，而没有建立起作为软科学的自身特质，没有建立起自己独 特的方法论。尽管存在着汗牛充栋的关于“政治科学的方法论”的著作，但它们都只不 过致力于研究技术和统计过程而已，几乎不涉及“逻辑方法”和思维方法。所以现在的 政治科学成了一门乏味的科学，它缺少逻辑方法，无视纯粹逻辑和简单逻辑。概括而言 ，沙特律认为现代政治科学存在三大弊端：抛弃制度研究，转向行为研究，行为主义在 批判传统政治研究时，把孩子连同脏水一起倒掉了；变得越来越数字化和统计学化，数 量主义使我们陷入了要么得到错误的精确、要么得到精确的不相干资料的泥潭之中；注 重理论研究，忽视理论与实践的联结，而这类研究只能产生一种无用的科学。 沙特律认为，对于政治科学来说，基本术语的准确定义是十分重要的。他以民主为例 ：如果民主被定义为领导者可以通过选举产生的系统，则大部分现代国家都可以说是民 主国家。但是如果把民主定义为可以“自由选举”的系统，以上民主国家的数量则可能 减半。一个政体或国家究竟到什么程度才算是民主的?这就涉及到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的 界限问题。有两种做法，一种把民主与非民主看成是两极化的，只存在民主或非民主。 另外一种做法把民主与非民主之间看成一个连续谱，它们有程度上的差异，那么该如何 定义这个差异的程度呢?这里的前者致力于找出民主与非民主的分离点，后者致力于民 主内部的变化范围或程度，但这些问题在美国的政治科学教科书中几乎都不会涉及。 沙特律在文章的最后得出结论道：美国式的政治科学没有出路，就像一个泥脚的巨人 一样走不远。那些不厌其烦地参加美国政治学会的年会，并阅读那些难读的、大量与论 题不相干的《美国政治科学评论》论文的学者们，是无药可救的呆子。要拯救政治科学 ，必须抵抗学科的数量化，并在思考时多一点逻辑。[1] 对沙特律的结论，斯坦福大学的戴维·拉丁(David D.Latin)在《政治科学何去何从》 一文中提出了批评。他说，政治科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学科，但是它已经形成了一系列 定义明确的研究计划，在这些研究计划中，吸引并形成了一个国际的学者共同体。拉丁 选取讨论当今政治科学最核心的三个研究计划的新发展来证明政治科学的巨大发展潜力 。这三个研究计划分别是：规范理论，以罗尔斯的正义论为代表；“美国政治学”模式 ，以邓肯·布莱克的中间投票人定理为代表；民主的源泉与政治秩序的比较研究，这是 行为主义革命的奠基者如斯特恩·劳肯、李普赛特、卡尔·多伊奇等人的未竟事业，借 助于广泛的、有代表性的、连续的数据(这在以前是无法获得的)，借助于上一代人无法 想像的计算机程序，借助于计量经济学理论的发展，这一未竟事业正在得到实现。 拉丁指出，罗尔斯的正义论为自由政体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基础，也为一代政治科学 家提供了研究主题：无论是挑战他的核心论述，还是展开正义论对于当前政策的建议。 当前这种研究计划的最为明显的表现方面是关于文化多元主义的讨论。罗尔斯的正义论 从质疑被看作帕累托改进的福利政策开始，他坚持认为这样的福利原则不能构成一个正 义概念，它忽略了“原初状态”，在其中理性个人在“无知之幕”背后选择正义原则。 但是，罗尔斯的“原初状态”中只有个人，没有历史与文化。当前的许多规范理论家如 维尔·卡姆里克(Will Kymlicka)，正致力于把文化纳入正义理论传统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