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建构:路径、特性与贡献

作 者:
徐勇 

作者简介:
徐勇,华中师范大学资深教授、教育部首批文科“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武汉 430079)。

原文出处:
中国社会科学评价

内容提要:

田野政治学是基于田野调查而形成的政治学研究路径,并在长期研究中获得政治学田野学派自觉,其重要标识便是若干具有原创性核心概念的建构。田野政治学概念建构的路径由具体的人到家户,经由村庄,再到国家分层次逐级提升。概念建构具有原创性、相对性、学理性、扩展性和可争鸣性。田野政治学通过核心概念建构对中国的政治学研究作出特有贡献:将具体的人、家户、关系、历史带入国家研究,将实证方法带入政治学研究。田野政治学的概念建构还需要进一步努力:一是田野调查中开发的概念与政治学理论的有机联结,二是概念的经验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结合,三是概念的深度开发与扩展研究,四是概念体系的完善。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21 年 07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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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科学研究包括三个基本要素,这就是学科、学术和话语。其中,学科是基础。学科意味着专门性的学问,由此将此学科与彼学科区分开来。学术是核心。只有通过运用专门的学科知识持续不断地进行学术研究,学科才能立得起来。话语是关键。任何一种学术研究都要通过相应的话语加以表达。在话语体系中,最为重要的是概念。概念是对事实或理论的概括,是学术思想的精粹。核心概念集中体现了一种学说或一个学派的思想成就和主张,也是学者和学术共同体的身份性标识。“概念可能类似于分布于地球上使我们得以明确地标示地球表面的任何位置的经纬线。”①人们要将此学者或者彼学者,此学派或者彼学派加以区别,关键就是通过核心概念加以识别。政治学恢复重建40年,重要成果之一便是从概念引进、学习、接受和运用,到有了建构概念的自主、自为和自觉。这是政治学中国学派自觉的重要标志。政治学中国学派自觉是全体中国政治学人的共同努力,包括不同的路径。其中一条路径便是将田野带入政治学,经过从自在到自为的长期努力,形成田野政治学,并开始获得政治学的田野学派自觉。其标识之一便是若干具有原创性核心概念的建构。

      一、田野政治学核心概念建构的路径

      田野政治学是政治学科中基于田野调查进行原创性研究而形成的学术共同体。②田野政治学的核心概念因此具有两重属性:一是田野属性,即它源自田野调查;二是政治学属性,即它属于政治学的学科范畴。因此,田野政治学核心概念建构的基点是田野调查,即概念建构源于田野调查;落点是政治学,即概念与政治学理论相衔接,以丰富原有的政治学知识体系。

      “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③在众多的政治学研究中,田野政治学之所以得以崛起,在于中国大地赋予的特殊“礼遇”。这就是由传统社会向现代化社会转变中的政治发展问题。政治学是伴随现代化而独立成为一门科学的。西方由于率先实现现代化,政治发展问题并不显著。对于中国来讲,政治发展问题却是突出问题。这是因为中国是在一个古老文明的国度进行现代化建设,并在现代化中面临巨大的历史转变,农村农民问题因此成为中国现代化中的基本问题,也是政治学必然要面对的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政治学恢复重建之初,主要研究内容是政治制度,主要研究方法是文献。随着农村农民问题进入政治学者的视野,主要研究方法是田野调查。由此将政治学从殿堂引向田野,将田野带入政治学,并形成以田野调查为鲜明特点的田野政治学。

      在相当长时间,田野政治学研究的表达方式与常规研究一样,主要是叙事。其论著主要是叙述式的,即对研究对象的描述性表达。④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开始从田野调查中发现理论,提炼概念。开始只是下意识地单个概念的建构,有概念建构的直觉,之后一步步延伸,有了概念建构的自觉,从而初步形成了一个概念家族。其概念建构的路径如下:

      一是人,提出“农民理性扩张”,以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为研究对象,并进一步提出“关系叠加”的概念。

      政治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一样都在研究人。政治学研究农村农民问题,进行田野调查,其主体是农民。只要走向田野,必然会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具体的农民,他们处于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并体现历史和社会关系的特点及其反映的问题。20世纪90年代,大量农民外出务工,被称为“农民工”。这一称谓本身便是中国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产物,属于政治发展问题,因此成为政治学研究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内容。1996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现阶段农村流动人口问题与政治稳定研究”立项,对农民工进行了长期跟踪调查,⑤农民特有的身份和行为方式受到关注。他们每年如“候鸟”一般游走于城乡之间,必有其行为逻辑,需要加以概念表达。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时,中国迅速崛起,创造着中国奇迹。根据多年对农民工的跟踪观察,亲身感受到依靠农民工所造就的现代城市和工业崛起,“农民理性扩张”的概念得以建构,农民被视作创造中国奇迹的主体。⑥由此,农民这一具体的行为主体与国家进程被联系起来。而农民理性扩张是在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发生的,是特定的历史和社会关系赋予农民的特性。之后,从人的角度建构概念的自觉日渐明晰,明确提出了“农民性”。⑦

      田野调查要求研究者进入田野现场,并理解田野现场中的人。农民经常使用“找关系”“有关系”“关系好”,重要原因在于关系即权力,权力在关系中。这类现象可归纳为“关系权”。⑧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我们发现,农民生活在由各种关系叠加的社会之中。农民社会简直是一个“关系社会”。中国村庄的名字大多是由姓和地构成,体现的是血缘关系与地域关系。这是农民生活的基本关系。除此之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关系形态。古老的血缘和地域关系与不断扩展的社会关系交织在一起,成为农民行为的支配性因素。正是基于此,“关系叠加”的概念得以提出。⑨

      田野政治学一开始接触到的人是农民,是处于历史和社会关系中的农民,是历史和社会关系赋予了“农民性”,并支配着农民的行为及其与国家的互动。因此,从政治学研究出发点的角度,田野政治学是以历史和社会关系中具体的人为研究对象的。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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