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社会政治价值观的转变与政治腐败 在当代东亚社会政治变化的历史过程中，政治献金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其客观效果是巩固社会政治体制还是瓦解社会政治体制，取决于它所建立的个人间的、经济的和社会关系的性质。如果这种关系能够被看作是一种正式的关系网络，得到多数人的认可，从而构成一种负责任的社会政治关系，那么其结果就会巩固既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如果这种关系完全是私下里进行的，得不到尊重和认可，在社会政治的运作中越来越受到挤压，那么其作用就只能是瓦解既有的社会政治体制。其复杂性就在于变化中的社会处于政治献金或“送礼”行为的双重作用的转变过程之中，在这一时期，由于传统和现代价值观都在发挥作用，所以政治献金或“送礼”行为既可能是在政治、社会和经济精英之间建立起一种不仅促使他们能为他们的共同利益彼此合作，而且也增强他们的荣誉感和责任感，也可能是在他们之间建立起了一种黑手党式的小集团的个人联系。在现实中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共同体的社会和政治的发展阶段及文化状况，以及在这种背景下实际流行的社会价值观如何看待这种行为。（注：参阅塞缪尔·P.亨廷顿：《变动社会的政治秩序》，第65-66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 金钱在日本政治中的作用自1970年代以后逐步发展起来，（注：Curtis,T·G.,Election Campaigning Japan Styl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但在发生在1989年的利库路德丑闻（注：日本的利库德财团是经营房地产和金融业的大型企业，在1980年代向自民党的数十名高层领导人以及日本最高层的13位政府官员提供了大量“贷款”，赠送了新发行的股票。1989年利库德财团丑闻暴光后，他们相继引咎辞职，震动了日本政坛。）之前，尽管公众早已知晓政治家在金钱方面有与现代法律相悖的“不轨”行为，但尚习以为常。因为按照传统观念，社会和政治权威只有在为各自的集团谋取利益时才会有自己的地位和尊严，而国家领导人是国家的家长，因此商界领袖向执政党和国家的领导人进奉政治献金或送礼以疏通关系，从而谋求办事方便是很自然的事。由于送礼者确信他们的慷慨是不会被忘记的，因而他们并不要求马上对等回报，他们重视的是建立一种长期的关系，因而这种送礼行为不那么容易被看成是腐败，即使是在社会政治价值观正在发生变化的时期也是如此。在东亚的权威主义体制下，这种送礼行为是维系体制的一种必要行为，因为国家、政府以及政党和其它组织与其领袖个人之间的利益的区别是很模糊的，而国家和组织总要获得资金以维持自身的运转，因而个人也就难脱干系；在20世纪80年代以前，这种送礼行为虽然在法律上已经被视为腐败，但在社会实际流行的价值观中还有较强的传统性，因此它仍然可以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精英之间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但随着社会和价值观的进一步转变，利库路德丑闻式的送礼方式不再像过去那样能为人们所接受了。因此，利库路德丑闻的令人震惊之处与其说是由于一个暴发户式的企业家试图从自己的受惠者或政治家那里获得回报，不如说是人们的政治价值观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影响韩国政治转型的最明显的腐败事件是1990年代初对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前总统收受政治献金的揭露。军人政府长期把持国家政权，其领导人与工业界和商界巨头关系密切，并进行权钱交易。但在1980年代之前一般公众仍认为国家领导人是由那些具有献身精神的军界领袖组成的，他们的个人品质是真诚和正直的，他们遵守的最高价值是荣誉至上和对国家的忠诚，因而政治家和大企业领导人分享的所有利益都被认为是国家的需要，也是推动韩国“经济奇迹”所必须的。但自1980年代以来韩国社会的价值观逐步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金泳三上台后更是适应这种变化，不断开放政治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对过去的利益分配有了不同的认识，指出全斗焕和卢泰愚两位前总统收受巨额政治献金是腐败行为。（注：Pye,W.L.,Money Politics An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East Asia.Asian Survey,Vol.Xxxvil,No.3,March 1997,p.219,p.220.） 两位前总统对此的解释是，由于自己身居高位，也由于朝鲜的民族习性，别人送点礼物以表达忠诚和尊敬，在传统上是很自然的事情。长期以来，韩国工业界和商业界的巨头们出于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确立自己的社会地位的考虑，认为向青瓦台表示尊敬的最佳方式就是在总统接见后留下100万左右的美钞。而且卢泰愚和全斗焕透露，他们曾给两位主要的反对派政治家分配过政治礼金。（注：Pye,W.L.,Money Politics And Transitions To Democracy In East Asia.Asian Survey,Vol.Xxxvil,No.3,March 1997,p.219,p.220.）他们进一步强调说，民主政治的选举费用是一项必要的开支，那些工业巨头和收入较高的人应该为社会做点贡献。这些钱由理解儒家内涵的领导人来收取和保管比通过税收体制来征收——从而导致高额纳税人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回扣以使他们制定对自己有利的税收政策——更好一些。他们认为，像他们那样的受人尊敬和有权威的领导人能够体现整个国家和民众的利益。如果用传统的价值观来理解政治献金或“送礼”行为，他们说的不无道理。 在东南亚，尽管政治献金问题不像东北亚国家那么严重，但在选举中最大限度地购买选票，或者通过建立自己的“商业帝国”来确保自己的财源方面却毫不逊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