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国垂直模式的民主尚贤制

作 者:

作者简介:
贝淡宁,清华大学哲学系。北京 100084;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山东 青岛 266237

原文出处:
文史哲

内容提要:

无论是从历史背景、国民素质还是国家规模来看,我们都应该用由“基层民主、上层尚贤、中间可进行政治实验”的“垂直民主尚贤制”理想来评价中国的政治现实。中国已经形成了诸如集体领导、任期制和年龄限制等制度,来弥补政治尚贤制合法性不足、体系僵化、滥用权力的缺陷。相反,高层的选举民主将破坏“垂直民主尚贤制”的优势。非选举形式的政治参与如监督政府的权利、提供建议的权利,则能够帮助满足体制外具有公共服务精神的人的愿望。毛泽东革命时代的“群众路线”和道家对尚贤的批判,能够帮助改善尚贤制在体制外群体中的合法性,帮助基层民众获得参与政治的场地,帮助精英对群众的需要作出更加积极的回应,帮助赋予得到社会尊重的其他生活方式以合法性,让政治尚贤制的“失败者”也能够看到生活的意义。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2 期

关 键 词:

字号:

       拙著《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的出版①,在读者中产生了热度和光亮。黄玉顺和刘京希的两篇评论产生了热度②,章永乐和曹峰的两篇评论产生了光亮③。笔者对产生光亮的评论特别感兴趣,因为能从中学到很多东西。但是,也需要对产生热度的评论作出回应,因为澄清误解和阐明难以调和的分歧非常重要。请允许笔者从讨论前两篇评论开始,然后再谈论从后两篇评论中学到的东西④。因为文章篇幅所限,笔者无法回应所有的细节性论证,也不会进行无谓的辩解。

       既认同政治民主制又肯认政治尚贤制有什么错?

       澄清政治尚贤制与民主的关系非常重要。黄玉顺和刘京希都认为,不管在哪一级政府,也不管有什么样的历史和文化背景,民主都应该作为挑选和提拔领导的标准。他们反对任何形式的政治尚贤制,对自孔子和柏拉图时代以来政治理论家们都一直在激烈争论的问题提出一劳永逸的解决办法,试图彻底解决政治统治问题。本人的观点是应该对背景保持高度的敏感。我要捍卫的理想是“垂直的民主尚贤制”——基层民主,上层尚贤,中间可进行政治实验。民主指的是民众当家作主,政治尚贤制指的是旨在挑选与提拔能力和品德高于平均水平的人担任官员的政治制度。在笔者看来,民主制和政治尚贤制都很重要,我们需要思考如何在特定背景下将两者完美地结合起来。

       本人的主张是应该用垂直的民主尚贤制理想评价中国的政治现实,但不一定用来评价其他政治现实。笔者将把这个原则用在当今中国背景下来显示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的巨大鸿沟,并提出缩小鸿沟的建议措施。那么,为什么应该用垂直的民主尚贤制作为评价中国政治制度的标准?原因有四。首先,国家的规模很重要,这个理想仅适用于大国。治理像中国这样地域广阔和多样性难以置信的国家要困难得多,将中国与自然资源丰富、同质性强的小国相提并论并没有多大的帮助作用⑤。而且,在大国的政府高层,问题极其复杂,常常不仅影响社会的多个领域,而且影响世界其他地方和人类的子孙后代。大国的领袖拥有在基层政府工作的政治经验,并且政绩显著,政治成功的可能性就更大些。选举民主制或许适合小国或者大国的基层政府。即便出了毛病如民粹主义盛行,思想狭隘,钻牛角尖,忽略长远规划,缺乏对子孙后代或世界其他人的关心等,那也不是世界末日。但是,大国高层出现重大错误就有可能导致世界的毁灭。尼加拉瓜没有签署有关气候变化的巴黎议定书,没有人对此事实感到担忧,但是,如果特朗普总统完全忽略这个议定书,可能就是全世界的灾难。庞大政治共同体高层领袖的政策影响到数亿人的生活,包括子孙后代和世界其他人的生活。因此,政治尚贤制的理想更适合评价像中国这种大国的高层政治制度。

       其次,政治尚贤制理想在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就为君子拥有更好才能和品德的观点辩护(这与更早时期的“君子”出身贵族家庭的含义形成对比),从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一直在辩论官员应该具备什么样的才能和美德,如何评价这些才能和美德,以及如何将选拔德才兼备官员的政治体系制度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贤能政治理想在中国历史上的大部分政治辩论中都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常识⑥。中国长达两千年的复杂官僚制度可以被视为将贤能政治理想制度化而持续不懈的努力。但是,这个理想并不一定适用于那些贤能政治并不处于核心地位、且没有悠久的尚贤官僚体系的政治背景下的政府。而且,创建贤能政治机构的挑战性极大,往往需要几十年的努力才能显示成功与否(与此相反,即使在像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动荡不定的国家,将自由和公正的竞争性选举制度化并没有这么困难;至于那些选举是否为这些政治共同体带来好的结果,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第三,垂直的民主尚贤制在过去四十多年里已经激励了中国进行政治改革。西方媒体的典型话语是中国一直存在实质性的经济改革,但政治改革付之阙如。不过,那是因为高层选举民主被视为判断是否进行政治改革的唯一标准。如果我们抛弃这个教条,中国政治制度在过去几十年显然已经进行了实质性政治改革,主要的变化是政府高层在确立贤能政治方面作出的严肃努力。在接受“文革”时期极端民粹主义和任意性独裁专政的灾难性的教训之后,中国已经准备好在高层依靠经过尚贤制选拔的官员来治理国家,中国的领袖能够重新确立尚贤传统的元素,如以考试成绩为依据的领袖选拔和在政府基层根据官员政绩提拔干部——这与塑造中国皇权时代历史的大部分时间内的政治制度形式(但不是在内容上)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并没有引起多大争议。从那以后,贤能政治已经鼓励政府进行政治改革,高层更多地强调教育和考试,在基层则强调政治经验。理想与现实之间存在很大的鸿沟,但是政治改革背后的动机仍然是垂直的政治尚贤制理想。

       第四,调查结果一再显示中国的贤能政治理想(即监护人话语)尤其是在政府高层得到了广泛的支持。这个理想得到广泛赞同,而且这种赞同的广泛程度远远高于通过选举选拔领袖的理想。贤能政治理想也被广泛用来评估政治制度。腐败问题之所以成为大众心中的大问题,部分原因在于民众的期待,他们认为经过尚贤制选拔出的领导本来就应该拥有高尚的美德。但是,在贤能政治理想没有得到广泛赞同,也没有被典型地用来评价其政治领袖的社会中,贤能政治理想不一定是评价其政治进步(或退步)的合适标准。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