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疑，“现代性”一词伴随着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走过了百年，尤其是近40年来，这个语词作为一种“强制阐释”被频频导入中国的文艺理论、文艺批评和文艺评论的话语体系之中，解决了人文学科许多理论的难题，让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打开了重重门禁，走过了它辉煌的历史进程。如今，这一语词的所指和能指是否还能解决当下(“后现代”后)的许多世界性的人文难题，尤其是包括中国文艺理论面临的种种它不能覆盖的问题?这是一个需要产生“当代性”语词内涵的时代，如何解决历史进程中产生的新问题，虽然我们似乎还不能很快找到破解当下现实理论问题的钥匙，但是我们必须去探求。 我试图从语词层面来论述“现代性”的历史使用，以及“当代性”新的生成问题。虽然于尔根·哈贝马斯也把“现代性——一项未完成的设计”当作阐释“现代性”宏大哲学主题的一个基点，他在《现代性的哲学话语》中指出：“现代性的哲学话语在许多地方都涉及到现代性的美学话语，或者说，两者在许多方面是联系在一起的。”①但是，他还是在这部书开篇时就援引了马克斯·韦伯的话来对“世界史问题”发出了诘问：“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欧洲之外也走向西方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②显然，启蒙与“现代性”的关联性以及它们之间的双重悖论，是中国一百多年来遇到的最大问题。虽然这些问题与哲学的内在关系十分紧密，但是，我试图从另一个角度切入，来探讨西方理论术语中的“未完成的现代性”(亦即“开始死亡的现代性”)与“正在成长的当代性”在中国文学艺术批评和理论界的使用转换过程中所带来的种种问题，从而进一步探究和阐释西方文论中的“当代性”概念，分析“现代性”和“当代性”在中国理论界和文学艺术创作领域使用过程中所自然形成的两者之间的错位现象，以及理论与实践脱节的现象，以期从中介的批评立场上来打通理论与实践之间的互证关联性。 近细读《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卷(金莉、李铁主编)关于“当代性”的词条，触发了我回顾与反思百年来，尤其是近40年来中国人文学界和文学艺术理论界在运用“现代性”时的纠结：当“现代性”已经成为我们理论与批评写作中的惯用语词的时候，却在不经意中被频频出现的“当代性”一词所覆盖，不断时时叠加的“当代性”由弱变强地呈现在我们的文学艺术批评和评论的术语中，从而逐渐模糊了“现代性”与“当代性”的边界。不难发现，随着西方文论中具有另类含义的“当代性”语词的潜入，它是否正在颠覆和瓦解着中国文艺理论界惯用的“现代性”这一语词的内涵呢?也许这种模糊紊乱的语词混用现象，尚未引起绝大多数人的警惕，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它错位混用后内涵变异的后果。它与中国一贯使用的“当代性”，也就是与我们强调的“时代性”发生了内涵上某种习焉不察的矛盾，于是，就模糊了“当代性”与“现代性”的边界；对“当代性”与“当下性”以及海德格尔“在场”概念的混淆误读，已然成为一种普遍的使用现象。因此，我以为必须得从“现代性的过渡”与“当代性”的“入场”入手，在当下理论语境的两难选择的窘迫中，找到一种“现代性”和“当代性”语词在文艺理论、文学史和文学批评中正确使用的规范模式，从而凸显“当代性”的建构，这样才能使它们成为一种行之有效的理论逻辑概念与方法。 一、“现代性”阐释的疏离 对于文化与文学艺术领域“现代性”概念的磨合，我们经历了一百多年的探讨，虽然有各式各样的阐释，但是原则性的分歧似乎不是很大，基本都将“现代性”与中国新文化的核心观念启蒙主义画上了等号。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等式逐渐发生了变化。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们在“现代主义”“现代派”和“现代性”的讨论中，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精力，由于讨论各方持有各种各样的理论观念，最终没能形成统一的标准答案，但这并不妨碍“现代性”语词在广义范畴的使用。然而，弗莱德里克·阿·卡尔那部形似教科书式的著作《现代与现代主义》所提出的激进观念，还是让我感到震撼，尤其是他在第9章“现代与后现代，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里批评“后现代主义”时所提到的一个重要观念：“现代主义的一个规范命题就是打破历史；对其较激进的实践者来说，历史已经不存在了。存在的只有各个断层和大事件，用一句时髦的话来说，只有‘现在’才是唯一的存在。”③他强调的“现在”即“当下”，言下之意就是凸显其“当代性”。其实，这个断言是想证明当代“后现代主义”理论的蔓延已势不可挡。然而，始料未及的是，“现在”“当下”，即涵盖所有“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现代性”，又被20年后兴起的“当代性”所替代。那么，世界会不会再形成一个以“当代性”为理论轴心的“当代主义”思潮呢?这是需要我们认真思考的问题。 40年来有许多关于“现代性”“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西方文学艺术理论著作被译介过来。到了21世纪后，中国译介的“现代性”理论书籍则更多，“现代性研究译丛”中的《现代性理论》《现代性的碎片》《纯粹现代性批判》《自反性现代化》《现代性与矛盾性》《现代主义的政治》《先锋派理论》《后现代主义文化》《跨越后现代的分界线》《论现代和后现代的辩证法》《我们的后现代的现代》尤为引人注目，而我一再提到的《现代性的五副面孔》更是让人关注。所有这些西方理论著作都有助于我们认识到“现代性”和“后现代性”理论的复杂性和不可测性。其中，许多理论对中国理论界解惑“现代性”与“后现代性”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 进入21世纪之后，“后现代主义”的狂潮突然来临，中国理论界虽然准备不足，但对“后现代主义”理论进行了同步追踪，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尽管当时我们对西方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并没有吃准吃透，却都各自对它发表了具有“独特性”的阐释。虽然我们的阐释中难免有“误读”，但是这种理论的“误释”与错位，却也有利于把中国问题的探索引向深入。所有问题的关键之处就在于我们所需求的“后现代主义”的观念在某种程度上是与“当代性”叠合的，只需看看金惠敏总主编的“新思潮文档”丛书中陈晓明主编的《后现代主义》④一书就可以窥其一斑，当然，这其中也包括我2001年在《文学评论》第3期上发表的那篇《“现代性”与“后现代性”同步渗透中的文学》。现在看来，当年我所阐释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的概念也是不甚清晰并有局限性的，“现代性”和“后现代性”与“当代性”概念的边界在哪里，它们与“当代性”的核心元素的区分度在何处，这些问题在此文中尚未得到彻底阐明。从中均可看出，当时我们都是站在一个没有清醒学理性的“当代性”作为坐标的情境中来加以阐释的。所以，2009年当我看到法国巴黎第一大学哲学博士高宣扬的《后现代论》⑤后才有所顿悟：“后现代主义本身是一个正在成长、并不断更新的当代思潮和社会文化实践，它是以不确定性作为基本特征的。”⑥后现代主义的“不确定性”使我认识到，它的动态性必然会导致其被另一个更新的理论术语所替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