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史”与人文政治教育的危机

作 者:

作者简介:
刘小枫,男,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北京 100872

原文出处:
北京大学教育评论

内容提要:

随着我国进入美国主导的“世界市场”,美国化的“全球史”学也适时进入我国走向开放的学术和教育空间。就史学视域而言,“全球史”与“世界史”并无不同,决定性的差异在于用怎样的政治观念看待整个人类的经历。“全球史”是18世纪启蒙运动时期“世界大同主义”的产物,其教育目的是培养“世界公民”意识。一旦“全球史”成为我国大学的世界史教学内容,我们的年轻人丧失“中国意识”就是迟早的事情。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1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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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G40-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9468(2020)02-0102-16

       “改革开放”进入第20个年头(1999年)之际,我们的学界开始有了踏入“全球化”时代的感觉。随着我国政府经艰苦的不懈努力加入“世贸组织”(2001年),知识界的政治意识也加快了从长达半个世纪的封闭状态重新走向“开放”的步伐,一种新的“中国意识”疾速成形。

       大约与此同时,“冷战”结束之际美国学界兴起的“全球史”学开始进入我们走向开放的学术和教育空间,随之而来的是史学新说迭出,以种种“普世价值”的观念裁量中国的古今历史事件,重新塑造年轻一代的历史认知。

       历史认知从来都是政治意识的核心要件,携带“普世价值”的“全球史”历史认知会给我们带来怎样的政治意识呢?或者说,一种开放的“中国意识”会是怎样的政治意识呢?

       倡导“全球史”的美国史学家并不否认,严格来讲,“全球史”(global history)就是从前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而在更早的时候,它的名称是“普遍史”(universal history)。[1]换言之,仅就史学视域而言,“全球史”与“世界史”或“普遍史”并无不同,决定性的差异在于用怎样的政治观念看待整个人类的经历。

       一些学者正在致力于摆脱“世界史”流派并创建一门真正的“全球史”学科——它拥有一种编年方法、一个分析中心和一种解释……要做到这一点,他们必须回避一些源于欧洲的概念,如“封建主义”“现代性”“西方”“西方化”“工业化”等等,他们也必须有一个易于教学的方案。[2]

       可见,“全球史”学者致力更换既有的“世界史”看待人类历史的“观念”,而所谓“必须有一个易于教学的方案”则表明,“全球史”学者对传播,其是向年轻人灌输某种文明史观有充分自觉的使命感。既然如此,我们就值得问:“全球史”的历史教育要传播和灌输怎样的文明史观呢?

       从上引说法来看,“全球史”学首先致力于废除既有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既然“全球史”学者无法否认,“全球史”与“世界史”或“普遍史”有历史的连带关系,而“普遍史”或“世界史”无不是现代欧洲的领土性王国崛起时的产物,那么我们就应该问:“全球史”的文明观从何而来呢?

       一、“全球史”观的核心要义

       这位美国学者告诉我们,“全球史”学者持有如下信念:

       人类历史在开端之时存在着较大差异,但在人类历史终结之时,[人类之间的]差异[会变得]很小或根本没有差异。[3]

       且不问人类历史是否会“终结”,一旦人们问,历史进程中的人类在朝哪个方向趋同以至于最终“根本没有差异”,那么,“全球史”学者便没法否认,这个趋同的方向或目的地除了是“现代性”“西方化”高科技“工业化”——还必须加上“自由民主化”这个道德价值表述,不可能会是别的什么“化”。①

       基于这样的信念,“全球史”把人类的“跨文化接触以及相遇的经历”视为“全球史真正的材料”:

       这是因为人类共同体开始时以小规模分布于广阔的空间(很少或根本没有相遇)。他们发明了农业,人口不断增长。“文化核心”(援用教科书框架中惯用的说法)得到扩展,创建了最早的帝国,包括从苏美尔到罗马和汉帝国。

       日益扩展的核心之间相互接触、贸易和冲突(越来越多的相遇)。交往导致了相互了解和文化交流的增加(就像查理大帝和哈伦·赖世德[译按:公元786-809年在位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时期那样),但它仍然处于适中的规模。在13世纪蒙古人统治的诸帝国中,交往的数量和距离都急剧扩大,这促进了更多的交往。

       1480年之后,随着欧洲强大海上力量的兴起,整个世界都进入了交流范围;相遇的频率前所未有地急剧增加,越来越成为文化涵化的渠道。在现代阶段,大众媒体的出现完善了交往的文化特征,使“全球化”纳入全球史。[4]

       这位“全球史”学者以简洁的笔法刻画了一幅世界历史图景,但她并没有更改既有的世界史叙述的阶段划分,即世界历史大致经历了如下五个阶段:史前纪元(远古纪元,无文字记载)→第一个世界史纪元(上古纪元:从苏美尔帝国到罗马帝国和汉帝国)→第二个世界史纪元(中古纪元:从东—西罗马帝国到唐帝国、阿拉伯帝国和蒙古帝国)→第三个世界史纪元(现代纪元或“全球化”纪元:1480年代“地理大发现”之后欧洲诸帝国的相续兴起)→第四个世界史纪元(后现代纪元:以1914-1919年的欧洲大战为标志),美利坚帝国成为“全球化”的支配者和引领者,或者说“新西方”让互相致残的“旧西方”起死回生。②

       世界史的第三个纪元被称为现代纪元或“全球化”纪元,因为,自1500年以来,地球上的政治体才逐渐开始有了整体性的政治交往。如今,我们正处于“全球化”纪元的第三个阶段,即所谓“后全球化”纪元,实际上也可以视为世界史的第五纪元。毕竟,冷战后的世界历史所经历的变化表明,1776年和1789年的革命观念所产生的思想力量远未枯竭凋敝,它迫使西方民主国家不断对其政治实践进行重新修正,虽然欧洲人普遍认为,美国出于一种自私自利到近乎疯狂的安全需要,早已将自由理想抛到了九霄云外。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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