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分层视野下的中国教育公平:宏观趋势与微观机制

作 者:

作者简介:
吴愈晓,社会学博士,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青年长江学者。南京 210023

原文出处:
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总体表现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和毕业人数大幅攀升等。但与此同时,教育公平问题也日渐凸显,教育获得的城乡和阶层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文章从社会分层和流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影响教育机会公平的宏观结构和制度性因素以及微观因素。作者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不平等的扩大、阶层结构的“定型化”、教育回报率的上升等结构性因素使教育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从而导致社会各主体在教育领域展开了激烈的竞争。与此同时,一系列与人才培养和选拔有关的制度设置或教育政策强化了家庭的经济、文化和社会资本对子女学业成就和教育获得的决定性作用。城市或优势阶层凭借更丰富的各种资本,帮助子女在优质教育资源获得或升学机会方面取得胜利,最终导致受教育机会的城乡和阶层差异不断加剧。结构性因素和教育获得的微观过程两者相互强化,陷入一种非良性循环的过程之中,最终可能带来社会贫富差距扩大或两极分化的风险。最后,作者指出,制定合理均衡的教育制度和具体的政策,逐渐弱化教育的阶层再生产功能,是教育决策部门所面临的重要课题。


期刊代号:G1
分类名称:教育学
复印期号:2020 年 11 期

字号:

       一、引言

       古往今来,教育在中国人的生命历程中一直占据着非同寻常的地位。在传统社会,教育决定了个人及其所属群体的社会等级和资源的分配,由教育形成的文化和意识形态是社会权力的主要来源。与传统社会中接受教育是少数人的特权不同,现代社会大众教育的兴起让更多人享有了接受教育的权利。在社会分层研究者看来,大众教育对社会分层结构至少发挥着三个方面的作用。首先,教育是社会分层的重要标准之一。教育程度较高的人通常具备更丰富的人力资本和文化资本,占据着更高的社会位置。其次,教育是社会流动的重要渠道。现代化理论认为,随着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深入,家庭背景等先赋性因素对个体社会地位和社会流动的影响将越来越小,在绩效原则盛行的现代社会里,教育在人们的社会流动过程中将发挥关键作用。最后,教育也是社会再生产的重要机制。优势阶层利用其掌握的丰富的经济资源、文化资本和社会资本使子女在教育竞争中保持优势,从而以一种看似合法的方式实现优势地位的向下传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表现为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居民平均受教育年限稳步提升、高等教育入学和毕业人数大幅攀升等。与此同时,教育公平问题也日渐凸显。尽管教育选拔大体上还遵循着“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绩效主义原则,但是随着市场机制的全面铺陈,教育获得不仅取决于个人能力,更取决于家庭的资源投入。拥有丰富资源的优势家庭通过购买优质教育资源和精心养育等手段提高子女的学业成就,使其在教育竞争中保持优势,最终使得阶层以及城乡居民之间的教育获得差距日益扩大。根据现代化理论的逻辑,教育扩张是工业社会需求扩张的回应,由于教育系统的扩张,教育选择将越来越遵循绩效主义,所以教育不平等将会逐渐降低。但是当前的中国社会并没有像现代化理论预测的那样出现教育不平等降低的趋势。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种矛盾的现象?本文从社会分层的视角出发,结合已有的研究来试图归纳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获得成就以及教育公平问题的趋势、现状以及影响因素,为理解中国的教育公平问题提供一个综合性的视角。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发展的成就与问题

       (一)取得的成就

       1.九年义务教育全面普及与免除学杂费

       20世纪80年代,我国提出普及九年义务教育。1993年颁布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正式将“基本普及九年义务教育,基本扫除青壮年文盲”(简称“两基”)作为奋斗目标。在世纪之交,我国基本实现了“两基”目标,全国通过“两基”地区人口覆盖率达到85%以上,青壮年文盲率下降至5%以下(新华社,2009)。进入21世纪后,国家又致力于“两基”的巩固提高和西部地区的“两基”攻坚。2012年,我国最终达成一个历史性目标——全国“两基”人口覆盖率达到100%,初中阶段毛入学率超过100%,青壮年文盲率下降到1.08%(王亮,2012)。义务教育的另一项重大成就是免除学杂费。改革开放初期,由于中央政府财政困难,义务教育的投入和管理被下放到基层政府。1994年以后,分税制改革使基层政府财源剧减,义务教育陷入了经费不足的困境,农村地区尤甚。为了减轻农民负担,国家于2005年建立了中央和地方分项目、按比例分担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新机制,西部地区农村义务教育率先全部免除学杂费。此后,免除学杂费的政策扩展到中东部地区和城市地区。到2008年,我国已全面免除城乡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

       2.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进入普及阶段

       在义务教育全面普及的同时,我国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也取得了长足发展。我国高中教育逐渐走向普及阶段,高中毛入学率从1978年的35.1%,上升至2000年的42.8%,到2010年大幅提高至82.5%。教育部最新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高中毛入学率已达到88.8%。2017年颁布的《高中阶段教育普及攻坚计划(2017-2020年)》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中阶段教育毛入学率将达到90%。在高等教育方面,我国目前已经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改革开放初期(197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仅为1.56%;1990年上升至3.4%。高校扩招以后,2000年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上升至12.5%。国际上一般认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低于15%为精英教育阶段,15%-50%为大众化阶段;50%以上为普及化阶段。最新的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我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已经达到48.1%,各类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达到3833万人。由此可见,我国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教育阶段过渡到大众化阶段,未来几年即将进入普及阶段。

       3.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

       人力资本,是指人身上具有的知识、技能、经验和健康等。人力资本投资,特别是对教育的投资提高了个体的能力,对个人收入和国民经济增长都具有决定性作用。经济学研究表明,由于任何要素投入都存在边际效应递减现象,而且我国劳动力供给已接近峰值,因此通过劳动力数量的扩张(人口红利)促进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我国未来必须转到以知识、技能等人力素质提高推动经济内生增长的道路(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2007)。得益于义务教育、高中教育和高等教育的普及,我国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有数据显示,1980年全国15岁以上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为5.31年,而2010年已经达到7.95年,高于世界平均水平(7.89年)①。由此可见,我国正在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本强国转变,为内生驱动为主的经济发展道路提供了良好保障。

       4.性别差异快速缩小

       我国教育获得的性别差异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呈现出降低趋势。这种性别平等化的趋势主要发生在基础教育阶段和中等教育阶段。有研究通过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资料发现,女性和男性在各阶段教育上的差异都在缩小,其中义务教育阶段的差异已经非常微弱(方长春,2009)。教育的性别不平等快速下降可以归因为很多因素。例如,1986年《义务教育法》确立的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从法律上保障了女性接受教育的权利。另外,我国教育的持续扩张、再分配时期的性别平权实践、人口政策所造成的人口出生率下降以及人口结构的变化也是我国教育获得性别不平等下降的主要因素(叶华、吴晓刚,2011;吴愈晓,2012)。教育的性别差异快速缩小为女性社会经济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有力保障,是性别平等化道路上的重要进步。

相关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