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20)04-0091-07 国家是政治学研究源远流长而历久弥新的经典母题。“国家范式何以阐释”向来是中西政治学者皓首穷经而致力求解的重大议题。我国学界通常借助通用型的王朝国家、主权国家、民族国家和多民族国家等范式来解读中国和理解中国。这些理论范式固然从不同维度揭示了我国不同时段国家形态的特定面相，但是，全球多元国家形态的非线性演进，使得中国国家形态呈现出与西方国家形态迥然相异的精神气象。单纯借助全球通用型国家范式的理论阐释，并不足以揭示中国国家范式的全貌，尤其无法揭示五千年中华历史滋养出来的国家格局与文明神韵。更何况，由于中文“民族”一词本身的多义性，学界在以民族国家(nation state)和多民族国家(multi-ethnic country)范式解读中国国家形态之时，常常必须借助英文的转译，才能实现理论话语的精准表意，这难免导致相关知识生产的难题和知识传播的困境。①因此，当前我国迫切需要立足中国本土，展开国家范式的自主性阐释和补白性研究。这不仅是以“中国理论”解答“中国问题”的必须，而且是以“中国研究”理解“中国本体”的关键。有鉴于此，本文将直面中国国家形态的复杂面相，并试图透过中国的结构性肉身，洞悉中国的精神内核，并着眼中国“外在肉身”与“内在精髓”的互构，尝试性提出和论证“文明国家”(中华文明国家)的中国范式，并以此就正于方家。 一、国家形态：中华文明国家之“形” 国家是人类创造的最为有效的社会治理形式。国家一旦被人类创造之后，就具有了政治统治、社会治理和公共服务之类的基本职能，就形成了自我的行动逻辑和政治权能。不过，虽然现代国家的形态相差仿佛，但不同国家各种职能的权重却并不尽然一致，其行动逻辑和政治权能更是各有千秋。究其根本，乃是缘于各个国家都拥有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历史又催生了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文化又模铸了不同的国家品格。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未曾断裂，不但塑造了古今中华国家的精神气度，而且滋养了古今中华国家的治理能力，使得中华现代国家彰显出独具一格的中华风范和文明品格。 (一)国家地理疆域：中华文明驱动下的自然凝聚 疆域是国家最为基础的构成要件，是人口繁衍和文化生成的根本前提。中华文明正是中华民族在中华大地上不断建构的产物。诉诸历史可知，各民族在辽阔的中华大地上先后出现，并星罗棋布地遍布四野。由于中华各地的自然禀赋和生态资源具有差异性，各民族的先民为适应不同的自然环境而创造出别具一格的民族文化。中华大地由此形成“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大漠游牧文明板块”“东北渔猎耕牧文明板块”“雪域牧耕文明板块”和“海上文明板块”。②随着各民族的迁徙流动和交往交流的加深，这五大文明板块相互撞击和吸纳，最终涵化成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板块，奠定了中华文明国家疆域的基石。在这个过程中，“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对其他文明板块的凝聚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原地理条件相对优越，民族开发程度相对较早，具有同时代边疆文明板块难以媲美的发展程度和文化优势。这使得中原地区的政治理念和文化精髓对边疆地区产生了强大的感召力。中原地区一些基本的政治理念逐渐成为边疆地区普遍信奉的政治法则和价值准则。其中，最为典型的就是“大一统”思想、“民族观”和“正统”理念的传播与认同。“大一统”思想强调“天下一统”乃“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为天子者，当“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大一统”思想形成之后，便逐渐扩散至边疆并得到各民族的普遍认同。边疆各民族入主中原之际往往都怀抱“天下一统”的理想，致力于国家的统一。同时，“泛中原农耕文明板块”还秉持“夷狄进于华夏则华夏之，华夏退于夷狄则夷狄之”的民族观。民族之间的区分不以“族裔身份”而以“文化身份”为标准。这种民族观为少数民族追求华夏正统提供了可能。少数民族入主中原之际莫不在文化上以中华自居，追溯自我与华夏先王之间的血脉渊源，并以此自证入主中原的合法性和一统天下的正统性。这就是说，中原地区孕育的文明板块以其强大的内聚力，使之滚雪球一般吸附周围的文明板块，驱动中华各文明板块的涵化交融和自然凝聚，③最终统合成一个整体的中华文明板块，奠定中华文明国家疆域形成与存续的基础。 (二)国家治理制度：中华文明浸润下的制度创建 国家治理制度是国家治理架构的创建与运转的法则，是国家治理能力生成与提升的基础。当代中国创建的新型国家制度和治理制度并不是决裂历史而向壁虚构的结果，而是传承中华文明和吸纳人类制度文明不断创建发展的结果。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历史积淀和一脉相承，模铸了我国新型国家制度的文明品格，催生了我国国家治理制度的中华风范。这种中华风范大体体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和合”基因。“和合”是中华传统文化最重要的价值理念。“和”乃“天下之达道”(《中庸》)；“天地和合”乃“生之大经”(《吕氏春秋》)。“和合”成为处理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基本法则。它型塑了中华人民的价值旨趣，影响了中华民族的心理意象。正是在“和合”主义的浸润之下，当代中国才不断汇聚时代智慧，创造性设计出中国特色的新型国家制度，如合议型的民主制度、合作型的政党制度与和睦型的民族制度。二是“均平”理念。中华传统文化中蕴藏着丰富的“均平”思想，强调通过政治调节(“均”)来达到社会平衡(“平”)。不管是儒家“不患寡而患不均”，还是墨家“饥者得食、寒者得衣，劳者得息”，抑或法家“论其税赋以均贫富”，都折射出古代中国对于社会分配之思考。中华文明的“均平”理念，使得当代中国的国家治理和制度供给都折射出鲜明的底层立场和弱势关怀。当代中国不断创建和完善的共享发展制度，包括针对边缘区域的对口支援制度、扶助边缘产业的乡村振兴制度和救济边缘人口的精准扶贫制度，事实上都带有传承、发扬和创新性实践中华文明“均平”理念的影子。三是“修身”传统。中华传统的人文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为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正如《礼记》有云：“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强调自我的道德修炼和人格完善。朱熹《孟子集注·离娄上》又云：“思诚为修身之本，明善为思诚之本”，强调正心、诚意、慎独、明德。中华文明的“修身”传统内化为国家和社会的道德理想和价值旨趣，使得中华国家治理形成重视道德治理的传统。当代中国开展的道德治理制度化实践，如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以及“两学一做”的常态化制度化，事实上都是植根中华文明并经时代淬炼而成的制度供给。 (三)国家治理能力：中华文明润泽下的能力养成 国家治理能力是在国家治理价值体系的指引下，依托国家治理的结构体系，按照国家治理的制度规范，治理社会各方面事务的能力。国家治理能力体现为国家治理智慧的独特性、治理方式的丰富性和治理手段的多元性。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既需要我国放眼世界、海纳百川，参鉴全球国家治理的经验教训，又需要我国立足当下，回顾历史，吸收中国治理历史的传统智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是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密切相关的。”④中华文明五千年的智识结晶，不仅能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历史智慧和文化资源，而且为当代国家治理提供基本的文化工具和道德手段。进而言之，首先，中华文明提供了国家治理的历史智慧和历史资源。当代中国是古代中国的扬弃性传承和创造性发展。中国历史演进的一脉相传，决定了当代中国治理并不能够割裂历史而另起炉灶。历史证明，一个国家如果简单粗暴地以国外文明为蓝本进行全盘的制度移植和文明置换，那将可能诱发国家治理的不测之祸。因此，中华现代国家的治理必须植根本土文明，发扬本土文明的优秀传统，尤其是民惟邦本、政得其民、礼法合治、唯才是举、为政以德、居安思危的历史智慧。其次，中华文明构成了国家德性之治的基石。德性之治和法理之治是现代国家治道的双维，如鸟之双翼，缺一不可。德性之治强调政治主体的德性修养，它强调依靠道德这种软约束的制度安排和人格养成，内塑政治主体的道德情怀和行政权力的伦理向度，并激活整个社会的公民美德，实现国家与社会的善治。就中华文明而言，中华文明“德性之治”的话语一直不绝于史。古代内圣外王、修己安人的道德传统和当代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的政治情操，都是中华文明德性之治的历史传承。它构成了中华现代国家治理的道德资源，滋养了中华现代国家治理能力的生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