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化是近代以来世界政治发展的潮流。许多西方学者甚至认为政治发展就是政治民主化。①中国自1949年以来，建立了人民民主，特别是自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人民民主的发展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目标。人民民主的健全和完善是一项史无前例的伟大事业，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了艰苦的探索。以什么样的形式、什么样的步骤、什么样的阶段性目标来不断健全和完善人民民主，一直是学术界热烈讨论的话题。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学说，本文主要评析几种典型的学说，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民主的发展提出一些看法。 一、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民主发展理论 中国究竟应该以什么样的形式、方法和步骤推进民主化，改革开放30年来，学术界提出了许多富有建设性的观点。 第一，选举民主论。“没有选举，就没有民主。”②选举对于民主的重要性越来越为中国学术界所肯认。这显然受到了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的一系列有关民主化著作的影响。亨廷顿为保证研究的可行性，直接采用了约瑟夫·熊彼特关于民主的定义，将民主视为被统治者通过竞争性选举挑选政治领袖的程序。③虽然亨廷顿和熊彼特都对选举与民主之间的关系作出了保留性的解说，但毫无疑问“选举是民主的本质”④这类格言已经被广泛接受。在中国出现了简单的“选举民主论”，将选举视为民主最重要的标志和特征，甚至将民主与选举机械地等同，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应该追求选举范围的扩大和效力的提高，从基层逐步向上实行选举，最终实现国家领导人和全国人大代表的全国性直接选举。“国际学术界研究民主转型的专家学者也普遍把在全国层级上实现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作为民主化的突破或转折点。”⑤国内外学者将选举程度与民主化程度直接挂钩的看法非常普遍。 但也有学者指出，即便承认自由的、竞争性的选举是民主的重要标志，将选举与民主直接等同的看法也是不全面的。亨廷顿本人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当中也指出了选举民主必须以一系列政治价值追求、社会集团的公平竞争、民主制度的稳定性、新闻自由等重要因素联系在一起考虑。对于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将民主化简单化约为搞选举既不可行也不可欲。中国的政治发展和政治体制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被简单线性思维支配的选举民主论虽然强调了选举这一实现民主的关键形式，但严重忽略了民主化过程的复杂性和中国国情的特殊性。 第二，精英民主论。持此观点的以胡伟教授为代表，胡伟教授认为，“中国现阶段应当努力开发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在民主化的道路上选择先共产党内后共产党外、先中央后地方及基层、先精英后大众的体制内渐进发展路线。在现行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内寻找和培育民主的生长点，首先发展党内民主并从中央做起，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一种现实的、平缓的、同时也是积极的途径。”⑥这种构想基于对中国政治现实的两大考虑，一是配合民主制度的公民文化尚未成熟，二是服务于发展经济这一中心任务的政治稳定。显然，无论是判定中国的中产阶级不成熟，还是判定中产阶级作为民主的基础存在重大弊端，精英民主论不信任西方强调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民主，而是选择由精英自上而下地推动民主，由精英民主走向人民民主，其间并不以中产阶级民主为必要条件。⑦ 然而，且不用在学理上争论中产阶级的成熟是否为现代民主的必要条件，单就中国已经如火如荼的基层民主建设的现实就已经打破了精英民主论的构想。毫无疑问，精英民主论对于“开发中国民主化的体制内资源”的良苦用心值得赞赏，但因此机械刻板地规定民主化的领域和步骤，显然不符合中国民主发展的现实，也不符合中国民主发展的多样化需求。 第三，多元民主论。持此观点的以萧功秦教授为代表，萧功秦教授认为，改革开放之后，尤其90年代以来，中国进入了“后全能体制”时代，明显地呈现出以下三大特征：非政治领域的有限多元化与私域自由空间的扩大，意识形态的世俗化，以及一党体制为基础的社会动员能力与命令机制的存在，必然会出现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多元民主模式”。“多元民主模式”需要社会利益多元化、思想多元化、政治组织与一定的集团和思想派别相对应并培养共同的政治程序、规则和习惯，以克服潜藏的分利集团化、激进民族主义和弥散型政治腐败造成的巨大威胁，实现政治发展的“软着陆”。⑧因而“多元民主论”内隐藏着“类多党制”的政治诉求，期望通过健康的多党制或准多党制实现中国民主化的平稳发展。 多元民主模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尤其萧功秦教授对中国发展脉络的把握确有独到之处，对中国发展过程中潜伏的问题颇有先见之明。但如何顺应发展的趋势并克服已经逐步暴露的危险，学术界并不完全同意萧功秦教授隐藏的答案，即多党制作为解决中国问题、发展中国民主的唯一途径并未成为共识，更没有成为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而且，从学理上看，多元民主论只勾连出中国发展的趋势与多党制民主之间的可能性，其间的必要性论证并不充分，可行性路径设计并未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