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鲁士歧路

作 者:

作者简介:
王子夔,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博士研究生。上海 200433

原文出处:
世界经济与政治

内容提要:

效仿先发国家经验是后发国家现代化的核心路径之一。政治家和研究者对“普鲁士道路”多有述评,但少有深入研究。实际上,以普鲁士案例为参照,在比较视野下追溯作为“半负面案例”的俄国、奥地利19世纪现代化进程,可以看到决策相近的现代化改革如何形成分岔,进而导致不同结果。具体来说,在区分改革决策是效仿学习还是相似条件下的相近决策的基础上,考察行为体的行为在时间维度上的变迁,寻求其中的因素与机制,解释它们对改革进程和结果的影响。阶级和族群两类利益集团的固化程度同国家能力一起影响了俄国和奥地利对普鲁士经验示范效应的认同以及由此激发的效仿行为。利益集团固化程度影响了社会流动和行为体互动模式,国家能力影响了政治体制吸纳、联合阶级和族群利益集团模式。上述因素影响效仿中的具体行为,并通过各维度改革的时机、时序、进程持续时间以及现代国家转型各维度变革的顺序,影响了现代化的最终结果。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9 年 0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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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文

       在第一波现代化成就西方的兴起之后,财政、军事危机及同先发国家的比较差距成为后发国家开启现代化进程或推进现代化发展的核心动力。接受现代国家学说的启蒙、效仿先发现代化国家的经验,逐渐成为后发国家制定决策、推行改革的核心路径。历史和政治学研究者对此多有述评,但少有深入研究。

       在师从先进的改革中,“普鲁士道路”因20世纪初革命领导人列宁对俄国19世纪农业资本主义发展“普鲁士道路”及“美国道路”的一系列论述和20世纪60年代经济史学者亚历山大·格申克龙(Alexander Gerschenkron)对这一概念标签的批评而广为人知。①同时,在现代国家转型的系谱上,奥地利同俄国从国家类型到现代化进程颇为相似。同普鲁士的竞争及对普鲁士经验的效仿交织构成奥地利“长十九世纪”改革的主线。②

       普鲁士经验如何影响19世纪俄国和奥地利的现代化进程?③两国改革决策中哪些是追随“普鲁士道路”的效仿行为、哪些只是绝对主义国家在相似因素组合下相似的决策?时空语境下改革各阶段的哪些因素和机制导致了进程的分岔,继而制约了改革的进展,使最终结果成败殊途?本文以此为例,解释效仿先进改革的成败及其机制。

       二 效仿先进视角下的比较现代化:被低估的19世纪欧洲经验

       要准确评价被标签化的“普鲁士道路”,首先要论及俄国和奥地利对普鲁士经验效仿的成败得失。因此,本文主要回答两个问题:一是现代化中的效仿行为,二是对19世纪现代化的普鲁士模式及其欧洲效仿者的具体讨论。

       既往对国家学习行为的研究多集中在当代政治和经济议题。国际政治学者多关注外交和军事领域的学习行为如何影响了对外战略,而比较政治经济学者则多关注经济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中的制度学习。④传统国家现代化改革中的学习行为如何影响其现代国家转型尚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所见文献大多是逸闻(anecdote)式的评述和因果相关的简单解说,少有深入的因果和机制性解释。⑤

       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研究者对时间维度的忽视。这制约了现代化研究的问题意识,导致中层理论推进有限。⑥国家能力和利益集团固化程度、力量对比等核心因素的初始状态以及它们在改革各阶段相互作用,继而影响现代化结果,是晚近比较现代化研究的主流解释框架。⑦但研究者对现代化进程中的效仿行为的讨论仍然停留在观念启蒙如何影响了改革的决策和开端,此后虽也关注改革进程中利益集团效仿既有经验改变策略的行为,但是很少进一步深入追溯和讨论效仿先进中的成败得失。在效仿先进问题上,时间维度恰是关键。它不仅是影响现代化观念形成和政策执行的重要因素,也是现代化进程展开的语境。⑧

       同时,无论是完善现代化、国家构建理论,还是深化国际社会中效仿行为的理论和实证研究,后发国家通过效仿先进推行改革的做法,都是19世纪第二次现代化浪潮中不容忽视的主题。这一时期开始或重启现代化的国家有三个主要效仿对象——通过16—17世纪的社会运动和改革确立现代制度优势并在19世纪工业化过程中继续领先的英国、在形成启蒙观念和建立现代制度两个方面开启18世纪现代化先声的法国以及在18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举建立制度优势的普鲁士。不同于英国和法国,虽然普鲁士直至1871年才主导建立统一的德意志民族国家,其自身的现代国家转型仍在进行中,但从18世纪起就有同侪学习普鲁士的现代化经验,普鲁士学者的理论学说也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和实践。⑨

       在效仿普鲁士推行现代化改革的国家中,俄国和奥地利不仅在地理上与之邻接,而且最迟至18世纪中期,二者就开始效仿普鲁士加强绝对主义统治、以富国强兵为目标推进现代化。它们几乎同期开始改革,且最初的政策和制度设计极为相似,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功。但因国家能力、基础制度、现代化观念启蒙、利益集团固化程度以及各项改革在时序上的差异,至18世纪末,俄国和奥地利与普鲁士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世纪上半叶,在俄国和奥地利现代化进程有所停滞甚至倒退的同时,普鲁士废除农奴制、建立现代行政制度、培育市民社会等改革在曲折中推进。⑩俄国和奥地利的现代国家转型开始落后于普鲁士。

       此后俄国和奥地利在19世纪中期重启现代化时,再次选择了效仿普鲁士模式制定决策、设计制度。到20世纪初,尽管俄国和奥地利的改革进展可观,但是最终都未能取得普鲁士式的成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外战争的失利和国内矛盾的积累以不同形式终结了三个帝国皇室的统治,留下了各不相同的遗产。

       直到晚近,对现代化普鲁士模式及其欧洲效仿者的研究讨论尚不够深入。格哈德·瓦格纳(Gerhard Wagner)以德国现代国家转型为参照系,考察了奥地利决策者与强势利益集团力量对比导致的决策模式差异。他对利益集团行为、联合阵线属性的共时性和历时性追溯与解释仍是变量之间的简单相关。(11)加里·科恩(Gary Cohen)比照19世纪普鲁士、俄国和奥地利的现代国家转型进程,重新评价了奥匈帝国最后20年的政治改革。其细分却同质的自变量虽然有助于形成案例内比较、构建“半负面案例”,但时间维度的缺失削弱了因果解释的逻辑关系。(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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