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 K207.8 西方(主要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经历了三个明显不同的阶段。少数几位学者在20世纪初期就注意到了当时中国出现了一种可称之为民族主义的思潮，但并没有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美国学者是在50年代之后才开始研究民族主义的，这一时期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列文森的研究，他提出的“文化主义”概念及其向民族主义的转变，为学术界观察中国近代史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研究框架，民族主义因而成为美国学者解释中国近代社会发展的重要关键词。 20世纪80年代之后，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民族主义再度受到包括美国在内的国际学术界的关注，迄今已经出版了大量的相关研究，成为最近30年来国外中国学界最突出的现象之一。这一时期国外学术界除了继续讨论中国民族主义的起源及其历史作用之外，更多地集中于对当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各种特征的研究。本文所讨论的重点是第二阶段。 20世纪90年代之前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学术史简述 20世纪50年代之前国外对中国民族主义的研究，从数量上看并不多，这种情况是与学术史发展的内在规律相一致的。从传统上看，国外的中国研究主要集中在欧洲(美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才后来居上的)，在清末民初之前曾经非常发达。但其研究大都集中于中国古代的文化、历史和语言方面，这种传统一般被称为“国外汉学”，对中国的现实政治问题兴趣不大。两次世界大战使欧洲饱受战乱之苦，也严重地影响了欧洲学者正常的科研活动。另外，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缺少民族主义意识，它在中国的发展历史较短，也难以引起足够的注意。此为本阶段的著述相对较少的两个主要原因。 真正开始严肃关注中国民族主义实践的著作应该是费正清的《美国与中国》。这是费氏最有影响的作品，首次出版于1948年，其后分别在1958年、1971年、1972年和1983年4次重版，一直是美国朝野上下了解中国的重要参考书。尽管民族主义话题不是该书的主要内容，但费正清关于中国民族主义的论述却成为后来这一领域的研究基础。费正清注意到，在19世纪之前，中国人的主要素质即民族主义精神方面显得特别落后。费正清指出，中国人的政治生活的基础就是儒家思想——这是一种无所不包的、普遍适应的治国之道。只要统治者治国有方，只要其实施“仁政”，那么由谁来统治都没关系。费正清将这种政治与文化的关系称为“文化民族主义”，这是一种“非民族主义”的传统。①此外，费正清还提及，民族主义是中国面对西方列强的入侵而出现的被动回应。19世纪以来，满清政府积弱积贫，不能同现代世界保持一致，已经不能适应当时的国际环境，也不能适当地和及时地作出反应。在这一衰落过程中，中国传统社会吸收了新的现代能动因素，这些因素开始发挥它们的改造作用。其中的一个因素就是西方式的民族主义——对政府和国家的忠诚，费正清将之称为“新民族主义”，以便区别于此前的文化民族主义。②这就是80年代之前美国中国学界著名的“冲击—回应”模式的例证之一。 从1950年起，中国民族主义逐渐开始引起更多学者的关注。1950年，弗朗西斯(John de Francis，1911-？)撰写的《中国的民族主义与语言改革》一书在纽约出版。③弗朗西斯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教授，主攻亚洲语言学，他在该书中主要讨论了汉字能否拼音化，是否应该拼音化，以及中国的现实政治与文字改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如果要培养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意识、避免民族分裂，那么中国文字就应该字母化，统一书写系统。该书出版之后曾经引起不小的争论，有的学者(其中就包括我国著名旅美学者杨联陞先生)表示赞同，但也遭到了很多学者的反对，如宾州大学中国文化教授卜德(Derk Bodde，1909-2003)就担心，如果真的采用罗马字母取代象形文字，那么中国3000年的文字典籍将不复存在，因为用以书写这些典籍的文字媒介是不可能被成功地字母化的。卜德还指出，如果没有政府的积极支持和知识界的积极参与，任何罗马化系统都不可能成功。④ 这一时期最重要的著作当属列文森(Joseph Levenson，1920-1969)撰写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一书。列文森是费正清的学生，也是“冲击—回应”模式的主要实践者。《梁启超与近代中国思想》并不是专门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著作，但列文森在该书中提出了民族主义的近代起源说，将费氏的理论进一步明晰化和理论化，并且首次区分了中国传统的文化主义(天下主义)向现代民族主义的认同转化，对此后的研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是中国民族主义研究领域的经典之作，至今仍受到学术界的重视。 50年代之后，美国对中国的研究进入“发展的10年”(decade of development)。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为中国的盟国身份，美国朝野上下了解中国的诉求日趋高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在冷战时期，中美对峙局面形成，中国因素在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方面的重要性日渐突出。1958年美国“国防教育法案”获得国会通过，该法案的主要内容之一就是要求美国高校加强对中国语言的教学和训练，促进美国年轻一代对中国的了解。而各高校相关院系和中国研究机构也从政府和各大基金会那里获得了大量研究资助，中国学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60年代之后，美国的中国研究得到迅速的发展，并很快取代欧洲成为世界研究中国的重镇。 中国民族主义话题也在这种背景下进入更多学者的研究范围内。据不完全统计，在1960年之后的30年间，国外研究中国民族主义的专著超过20部，规模超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