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政府与市场合力驱动：一个理论分析框架

       根据Northam(1975)的城市化过程模型来衡量，中国城镇化已进入中期阶段①。在该阶段，城镇化有个加速发展时期。现阶段城镇化的重要内容是城乡一体化②。破除城乡二元体制，从城乡割裂发展转向城乡统筹的一体化发展是城镇化加速时期的必然选择③。城乡发展差距及城乡二元结构大致有两种形成机理，一是工业化进程初期市场表现出有利于城市和工业而不利于农村和农业，自然分化城乡形成城乡二元结构；二是特定制度安排及政府政策干预导致的城乡发展差距。就中国而言，城乡二元结构的特性除“自然分化”作用外，更多的还是政府城乡分治制度安排的“人为分化”作用所导致的结果，即市场化自发形成的城乡二元和特定历史背景下政府制度安排形成的城乡二元叠加导致城乡割裂的二元体制。因此，破除城乡二元体制，必须政府与市场同时着力，同时因其各自均有失灵之处，为此寻求政府与市场的合力驱动机制方是实现城乡一体化之有效途径。本文通过辨明政府与市场在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职能定位及作用机理，寻究其耦合驱动机制，进而为探明城乡一体化发展的实现路径提供有益思考。

       一、城乡联系和城乡一体化的内涵透视

       城市和乡村是两类异质的人类聚落空间，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城乡联系及其相互作用始终贯穿其中。城乡联系不但内容丰富而且联系方式复杂，朗迪勒里(Rondinelli)认为城乡联系内容包含经济、社会、政治、人口、物质、技术、信息和服务等多种联系④。欧肯罗(O' Connor)研究表明，城乡联系主要表现为城乡之间的人口、观念、商品和资金的双向流动。格尔德(Gould)补充到，技术和信息的双向流动也非常重要。科勃(Koppel)认为，城乡联系及其相互作用是一种“独立的社会和空间事实”，其发展历程与城市化、农村发展、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及文化和历史条件密切相关⑤。城乡之间无时无刻不在发生联系和相互作用，如图1⑥所示，城乡相互作用流是各种要素在城乡间流动的纷繁复杂过程。城乡之间的要素流动会强化或弱化城乡之间的资源不平等。

      

       图1 城乡联系及相互作用示意图

       恩格斯指出，“城市和乡村的对立是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的实际要求”，工农业分离形成城乡对立的格局；但当生产力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就要将“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之间的对立逐步消失”⑦。显然，城乡联系及其相互作用为其相互转换和融合奠定了基础，城乡融合的最高境界是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指“在生产力高度发达的市场条件下，城市与乡村结合，以城带乡，以乡促城，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达到城乡之间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协调发展的过程”⑧。这就要求消除要素和资源流动的人为障碍，赋予城乡居民平等的国民待遇、平等的在产权、就业、教育、社会福利、社会保障和个人发展等方面的权利及发展机会。鉴于城乡联系内容的多面性，城乡一体化不仅指城乡经济一体化，还包括社会及生活方式等多方面的一体化。城乡一体化的目的在于消除城乡对立而非消除城乡差别，恰恰相反，要肯定城乡差别，在城乡保持自身特色的基础上加强两者的协调发展，从而呈现新型城乡格局。

       二、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市场与政府驱动之理论探源及其作用机理

       政府与市场是“现代经济体系中的两种元制度，两者跨越的共时性关联构成经济体治理的整体性制度安排”⑨。城乡一体化发展也不例外，政府与市场乃是其内在动力源。

       1.城乡一体化发展中的市场驱动之理论探源及其作用机理

       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基本手段。工业化、城市化及产业结构转换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不断演进发展。就城乡一体化发展而言，市场驱动理论较为丰富，不同理论从不同角度揭示城乡一体化的市场驱动机理。刘易斯的“二元结构”理论主张采取工业化路径驱动城乡一体化。该理论指出，发展中国家经济存在现代工业部门和传统农业部门的二元经济结构，工业部门可从农业部门无限汲取劳动力以满足其扩张的需要进而实现自身的发展壮大。农业部门在摆脱剩余劳动力进而脱贫后，也将开始获得增长和发展。传统的农业部门逐步转换为现代工业部门，二元经济也就逐步转换成城乡一元经济。费景汉和拉尼斯补充和修正了刘易斯二元结构模型，形成“拉尼斯-费景汉”模型，该模型强调实现城乡一体化需同时重视工业和农业发展。该理论认为工业部门的扩张不仅需从农业部门获取剩余劳动力，还需农业部门提高劳动生产率，否则工业部门的扩张将陷于停滞。为此，“拉尼斯-费景汉”模型提出在推动工业扩张的同时应促进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进而提高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最终实现经济的一元化发展。选择性空间封闭理论则秉持通过发展农村形成农村中心区域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该理论认为选择性地截断城乡要素流动以增强城市向农村的扩散效应同时削弱其带来的极化效应，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城乡协调发展。

       由增长极理论和核心外围理论构成的空间极化理论指出，实现城乡一体化的关键在于培育少数主导产业或城市使其成为增长极，通过增长极扩散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增长。增长极理论认为，“增长并非同时出现在所有地方，它以不同强度出现于一些增长点或增长极上，然后通过不同的渠道向外扩散，并对整个经济产生不同的最终影响。”⑩这是因为增长极的聚集效应不可能一直进行下去，在这过程中将同时产生极化效应和涓滴效应。极化效应是指城市凭借自身高工资和高利润从乡村吸引有利于其发展的各种要素和资源，这将扩大城乡差距；而涓滴效应是指城市对乡村的要素输出和扩散，这将有利于缩小城乡差距。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涓滴效应将取代扩大效应占优势地位。城市就是增长极，它通过技术创新与扩散、资本集中与输出、规模经济效益和聚集经济效应将要素向乡村扩散和传导，进而带动乡村的发展。而缪尔达尔提出，城乡差异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城市由于初始优势将发展更快而乡村地区则会陷入“贫困的恶性循环”。同时，他认为累积性因果循环由回波效应和扩散效应构成。其中，回波效应类似于极化效应，而扩散效应类似于涓滴效应。实证研究表明，工业化初期，极化效应和回波效应占主导地位，加剧发展失衡，导致城乡差距扩大。当进入工业化高级阶段，随着区域的协调发展，极化效应和回波效应逐渐减弱，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的影响强度超过极化效应和回波效应而居于主导地位，区域发展最终实现均衡。正如赫希曼所言，“在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引起平衡增长可能性的正是过去不平衡增长的经历”(11)。不仅如此，政府可通过其自身作用加快涓滴效应和扩散效应的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