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式民主的危机 自由民主制的话语与实践正在经历一场全球性危机。危机发生于三个层面。 当代自由式民主的第一重危机，是在发达民主国家内部。欧美的民粹主义和政治两极化，常被视为西方民主危机的体现。但这只是危机的表层。如果一个体系具有自我纠错能力，一定的社会问题未必意味着系统性危机。西方的民主危机主要并不在于上述问题本身，而在于人们对这个政治系统的纠错能力正在丧失信心。更糟的是，信心影响预期，预期影响行为，信心的丧失本身常常构成自我实现的预期。 这一点在美国尤其明显。根据皮尤中心的调查，1958年相信联邦政府“总是或者大多数时候能够做对的事情”的美国人比例是73%，而2015年是19%；1964年认为“政府是为所有人工作的”比例为64%，而2015年是19%；1985年的时候，美国仍有67%的人对国会持有“正面印象”，但是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经下降为27%；甚至公众对自身的判断力也失去了自信，1997年，尚有64%的人口对“美国人民在政治决策方面的智慧”抱有信心，到了2015年，这一比例下降为34%。[1]如果说对权力机构缺乏信心尚可被解释为对“背叛民主的政客”的不满，直接质疑“公众智慧”则挑战了民主的合法性本身。 美国并非这一趋势的孤例，政治信任的流失广泛发生于发达民主国家。根据一项欧洲的跨国调查，2013年表示“信任议会”和“信任政府”的人口比例，在英国分别为24%和23%，在法国也分别是24%和23%，不到人口的1/4；而在受到欧债危机冲击较为严重的南欧，情况则更糟，希腊分别为10%和10%，意大利分别为12%和11%，西班牙则仅有7%和8%。除了几个北欧国家达到50%左右，绝大多数发达国家的绝大多数人口对本国的政治体系表达了明显的不信任。[2]事实上，近年的一项研究显示，OECD国家的政治信任明显低于金砖四国这样的新兴经济体。[3] 这是一个反讽的局面。横向而言，相较于其他国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一目了然，世界各国人民移民的方向即是这一繁荣稳定的体现。纵向而言，根据OECD的统计数据，美国的人均购买力平价GDP从1970年的23305美元上升至2015年的51450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从1960年的73岁上升至2015年的81岁，同一时期婴儿死亡率从26‰下降至6‰，[4]基础教育的入学率从1971年的88%升至2013年的99%，[5]而其他发达国家的情况大同小异，似乎没有理由认为政治信任的大幅下降是由于治理绩效的大幅下降所致。至于基本政治和公民权利，正如Pinker在《人性中的善良天使》一书中所记录，在西方发达国家，二战之后普遍发生了一场“权利革命”，大幅提高了女性、有色人种、同性恋、儿童甚至动物的权利。因此，也没有理由认为，政治信任大幅下降的缘由在于基本人权的普遍下降。经济不平等程度的加剧被认为是政治信任下降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有研究显示，尽管美国的贫富分化加剧，美国人幸福感的“贫富悬殊”实际上在下降。[6]而且，即使在瑞典、荷兰、法国、东欧等经济相对平等的国家，民粹主义等“反体制”的政治势力同样崛起，说明经济不平等对于理解政治信任的流失解释力有限。① 在某种意义上，自由民主制正在成为自身成功的受害者。深入人心的民主话语与持续的繁荣带来不断上升的心理期待，而不断上升的期待一旦超过政治经济进步本身的速度，就可能强化普遍的“相对剥夺感”，从而造成繁荣与幻灭同步发生的反讽景象。此外，自由滋生“批判性公民”[7]，深化的自由培育自身的敌人——这是自由制度独特的重负。在当代，这一重负体现为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文化相对主义等反启蒙运动，当这一运动超过自由制度本身的承载力时，自由制度就可能从内部自我瓦解。 也就是说，西方内部的民主危机主要不来自于某些具体的公共政策问题，而来自于“民主承诺下的相对剥夺感”以及“自由主义的自我解构潜质”。如果说公共政策问题可能通过政策改良来缓解甚至突围——正如罗斯福时代或者约翰逊时代所发生的那样，这种“相对剥夺感”和“自由自我解构”不断强化的趋势则可能很难逆转——如果人们不能及时更新对自由民主制本身的理解的话。 当代自由式民主的第二重危机，来自于非西方政治体制的挑战。与冷战时期不同，冷战后的东方诸国，主要不是通过军事竞争挑战西方，而更多的是通过治理绩效来提供“政治的另一种可能”。“新加坡模式”“俄罗斯模式”“中国模式”等都构成了对西式民主的挑战。毋庸置疑，中国的成功是最耀眼的。连续40年的高速经济增长，是人类经济史上的奇迹。这一成就不仅仅是数字上的变化，在现实中，它意味着人均寿命、婴儿死亡率、受教育水平、医疗保障、贫困救助等方面的极大改善，从而也构成人道主义的成就。而这些成就，是在中国没有实行西式民主的条件下发生的。与之前亚洲四小龙在非西方体制下经济起飞的经验相连接，可以说构成一种“发展模式”意义上的挑战。 事实上，中国经验已经在消解西方政治模式的光芒。从实践上而言，中国显著的经济成就，加上美国外交战略所激发的全球性不满，已大大逆转两种发展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而中国式投资和购买力的进入，更是改变了西方国家对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牵制力。就理论而言，在很多人眼中，中国模式已经从制度意义上挑战西方，确立了一种竞争性的可替代方案。在其影响巨大的著作《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中，福山发现，从欧美到印度，从拉美到非洲，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面临的问题都是“民主过剩而国家能力不足”，而就国家能力的表现而言，中国几乎是“一枝独秀”。[8]贝淡宁在其《中国模式》一书中号召西方应当向中国人才遴选机制学习，他认为中国式“民主的选优机制”(democratic meritocracy)优于西方“一人一票”的选举制。[9]史天健则根据对抽样观念调查的分析，提出中国人的民主观主要并非“自由式民主”，而是“监护式民主”，从这个角度而言，在中国人眼中，中国政治体系已经实现了高度民主。[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