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B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13]08-0018-07 当前是一个重要时刻，我们社会生存的所有领域正在进行着一种价值转化。如果价值哲学与政治确有联系，如果我们所寻求的当代哲学确有一个政治哲学转向，则我们不可不关注中国和现代政治哲学转向的关系。因为，今天，一方面理想的东西不再是不言而喻的，而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理想又是不言而喻的。在这个时候，有必要谈论“什么是正确的？”这一问题。 一、中国政治哲学：无法淡化危机意识 中国政治哲学应该关注什么？此问题首先是价值冲突问题，无法藉理性认知解答。说中国政治哲学思想主要关注的是“政道”，这种观点不断地为人们所表达，很难说这是不正确的。因此，中国政治哲学通常认为，“道”为政教之本，“政道”与“治道”当统一于教化。但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始终存在着困难。实际上“中国的现实政道，两千年来就只是‘以力假仁’的霸道。而这个政道，也正是现代以来流行世界的政道。从这点说，我们早已进入现代”①。 如果不存在所有人皆幸福的“公正”秩序，那么在如今，中国从整体上说富裕起来了，就是否有理由期待公平正义与幸福会是富裕的必然结果呢？至少从西方来看，普遍的富裕并没有带来普遍的公平正义。反过来说，富裕并不能治愈那种深入骨髓的人性恶疾。因为富裕与美德和幸福之间不能划等号。至于说现代性发展背后的推手，即科学，西方人已经怀疑其是否像他们的祖父辈所设想的那么健全可靠。其原因就在于科学扩大了人的权柄，而这种权柄之大已无限超出了前人的想象。那么，在中国呢？中国是否像西方那样也不再确信自己前辈们(科学救国)的理想？抑或，中国人必须以坚定的信念来坚持这个理想？ 现在，如经济的发展同精神的发展之间的关联那样，人们开始将眼光投向中国，投向东亚，投向印度。这里，有一种有趣的历史观察方式：它将历史时期与人的一个确定类型相对应。比方说，春秋时代中国人——盛唐时代中国人——清末衰落时代中国人——今天中华民族复兴时代中国人。这种观点在历史研究中非常流行，但并不正确。因为，我们如何知道人类发展过程的某个阶段恰好便是顶峰？它在用既定的假设工作着。如果说人类的体质不可能是造成不同历史时代、不同的社会等等的原因，那么，历史的兴亡盛衰不是某个人种的类型，而是某个社会，某个并不是可以与社会相分离的国家政治秩序的更迭。 西方有许多关于如何建立和治理普遍而正义的社会的想法，但中国不会照搬照抄。为什么？我只想强调以下事实：从政治角度看，各个国家之间是有边界的，它们都有现实利益的考虑，而只为了它们的利益行事。当一利益只有以其他利益为代价才能满足时，便存在利益冲突。或者说当两种价值彼此冲突而不能同时实现时，价值问题首先就是价值冲突问题。换言之，这叫做特殊主义。那么，这种特殊主义，或换一种说法，这种“爱国主义”果真比普遍主义或全球主义更好吗？或者，那种死硬的“爱国主义”者让你舒服吗？这种特殊主义固然为全球正义的鼓吹者所不取，却在现代世界成为通达政治事务的现实主义途径。 着眼于此，人们提出了多种多样的中国想象。有人说，为什么我们的境况事实上总是要比西方老牌欧美国家要稍微差一些，除了我们太过谦虚以外，只能是因为机运不好。另一些人说，理论上，我们本应该是世界上的一个模范国家。这一点如此确定，而且我们很古老。我们的历史一直可以追溯到五千年前，相比之下那个“华盛顿帝国“其实不过就是一个暴发户，但为什么我们事实上却摆脱不了周边国家的觊觎和轻视，原因还是国家机运不好，或者是，它没有天赋。还有一些人说，一个国家不会机运不好，因为机运可被驾驭。政治问题实际上就是技术问题。而天赋在世界上的分布是相当平均的。这些观点听起来似乎难以理解，却与现代性的政治哲学理念争执相合。正如无可争议的时代经验所表明的那样，政治理想与道德理想的建立只是历史发展的结果。一个民族的精神能够引导和改变精神，但它只有在绝对内在矛盾中发现自己的时候，才能产生力量，而且需要很长时间。因而，我倒相信关于未来、关于中国人应当做什么或渴望做什么的唯一指导，只能由经验理性提供。但是，假如我辈能从以往的智识经验中学到什么的话，那便是人的经验理性只能实现相对价值。这意味着它也不能主张有什么真理。 如今，有一种西方的偏见认为，共产主义只是与西方运动并行的一种运动，它们是孪生兄弟，只是双胞胎中那个生性有些顽劣的家伙就是共产主义，但它必然会变得成熟、坚韧和温和起来。曾有一段时间，西方人特别相信，共产主义与西方运动具有共同的目标，即都追求自由平等普遍繁荣的社会。两者只是在达到这个目标的道路或手段上有分歧。对共产主义来说，不仅响亮地要求人类的共同利益，而且还响亮地要求公正。与此相反，西方运动致力于对“私”的保护与防卫，试图在私有财产身上贴上神圣性的标签。但对于西方政治哲学家来说，无可否认的是，如今，所有的工人想做资本家的运动(比如全世界向美国移民的运动)要比全世界无产阶级运动更成功。比照着说，共产主义国家的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没有本质区别，民主制与专制也划不清楚界限。从它们的实在法看都不过相对公正而已。我们说，世界历史从近处看就是这样。但是我们必须与这种没有头脑的或信仰的思想划清界限。 这是因为，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一样，它可以拥有两样东西，一个是力量，一个是健康。归根结底，这是它能够拥有和不拥有的唯一的东西。人们今天经常谈论一种人性信念危机，一种存在于人性中的信任所面临的危机。这点几乎毋庸赘言。媒体天天报道着一个个危机，例如，银行不良贷款、黄浦江上漂浮死猪、贩卖假羊肉、某家报纸抹黑一个“好人”，等等，这些日常的小危机无疑可以看作一场大危机的诸多部分。我们不能小觑这种小危机，更不能只是心态转变淡化危机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