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2826(2015)09-0071-10 无论从人的基本需要层次，还是从“不虞恐惧的自由”[1]的个人权利角度，安全需求对于人类的先决性意义都是不言而喻的。而当安全需求的主体拓展到政治共同体的范畴时，安全概念则被提升为国家层面的整体社会发展与对外事务的战略规划与政策选择。当代国际社会的演进证明，世界秩序的重构，并没有显著地增加各种安全资源的有效供给。恰恰相反，对于大多数国家，尤其是后发型国家而言，空前复杂的内外安全形势，俨然构成了现代化道路上难以回避的严峻挑战。因此，中国目前应该如何构筑自己的安全理论体系和妥善地解决社会转型期的政治安全问题，不仅是一个应该深入探讨的理论课题，而且更是一个涉及国家发展战略和中华民族命运的重大问题。 近三十年来，中国经济发展所长期保持的强劲势头，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如果说国家安全与现代化进程间存在着某种正相关关系，我们似乎可以对未来我们的国家安全形势抱以相当乐观的态度。然而，这种应然性的判断与现实却存在着很大的出入。在中国自身所处的外部环境中，单极世界秩序尚没有出现土崩瓦解的迹象。它意味着在未来相当一段时期内，中国同传统强势国家间的利益博弈压力不会得到缓解。而国际社会中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的叠加，又使一些原本不具有安全属性的问题发生了性质的转变，从而使国际关系中增添了诸多新的不安定因素。为了适应国际形势的这种新变化，我们对于国家安全问题的研究，必须要跳出原有的既定学科、领域和传统范式的观念与知识边界，而以更广阔的政治历史和文化视野，将对国家安全现实问题的思考，纳入到世界现代化进程这一整体性、全局性问题的框架下加以审视和探讨。因为“国家安全政策是现代化政策的一部分，而国家安全战略则是现代化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2](P328)根据这个思路，从现代化这一总体命题入手，找出一条贯通国家安全诸问题领域的逻辑线索，也就会超越传统安全理论的权力主义方法论的局限性，从而使我们更准确地把握国家安全问题的丰富内涵及其相关要素，进而转化为相应的制度设计与战略规划。 一、政治制度安全的保护性内涵 “现代性孕育着稳定，而现代化过程却滋生着动乱。”[3](P38)西方学者关于现代化过程的这一描述，常常被用来形容后发现代化国家的“现代化阵痛”现象。西方学者所谓国家构建中的五大危机(认同性、合法性、渗透性、参与性、分配性[4](P48-52))的论述，主要是根据后发国家的反面经验归纳而成。不应讳言，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许多后发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的成本与收益往往极不相称，而其社会转型屡遭挫折的原因，往往又可以归结为其政治制度的脆弱性。从苏东国家的瓦解到西亚北非多国所经历的“颜色革命”来看，无论这些国家是以何种方式(革命、改良、政变等)发生社会转型，也无论这些国家曾经以何种手段来维护其政治制度，都没有增进其制度的稳定性。那么，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是否就意味着政治制度安全仅仅是后发国家的专属性问题呢？要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还应该从决定着政治制度稳定的内外因素来进行。 在西方的现代化理论话语体系中，学者们一般倾向于用“早发内生型”现代化与“后发外生型”现代化两种模式，来区分西方世界与第三世界的现代化路径差异。这种区分的合理性在于，它明确了两类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所存在的时间周期与外部环境的重大差异和不同类型。而沿着两条现代化道路的轨迹回溯，我们则不难发现，充裕的时间资源为前者预留了更多的试错与调适空间，使其能够从容地分解现代化的种种课题和压力，避免多重危机共时性叠加的风险；同时，相较于后者，除了为数寥寥的非典型案例之外，前者的现代化进程也极少受到来自其他强势国家有意的干扰。从某种意义上讲，“西方理性主义的独特性”与“近代西方文明形态的独特性”[5](P14)与其说是西方文明固有逻辑的发展轨迹使然，毋宁说是当时特定的地缘政治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即便如此，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包括早发内生型现代化国家在内，对于政治制度的外部压力仍然构成了不可忽视的挑战性甚至是颠覆性因素。一个明显的例证就是，贯穿于整个冷战期间，特别是在“铁幕”落下之初的20世纪40-50年代，在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世界，一度弥漫着一种甚至可以被形容为“受害妄想”的制度安全恐慌，而这种氛围的理论化表现就是新保守主义的崛起。正如奥·沙利文所宣称的那样：“当代保守主义的功能已经很清楚，即为西方文明体制，尤其是为以最杰出的美国方式为载体的制度进行辩护。”[6](P42-44)从麦卡锡主义到美国社会右翼胁迫大学放弃任何可能挑战西方制度的“学术自由臆想”①，再到剑桥大学准备将一切被冠以不符合“自由主义传统”标签的思想清除出该校本科教育的课堂等等。它所反映出的捍卫制度安全的自我保护意识是显而易见的。更值得深思的是，在西方国家的安全战略中，保障政治制度安全恰恰构成了维系西方全方位优势地位的关键环节。简言之，它不仅是一个关系到制度本身存续的问题，而且深刻影响到一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内外环境的塑造。而不同政治制度之间的激烈攻防，除了具有意识形态竞争的属性之外，也与实现国家利益最大化目标之间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系。 在讨论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主题时，无论我们的主观意愿如何，恐怕都必须承认，西方化与本土化模式的角逐不仅仅反映为一个单纯的路径选择问题，而是被赋予了影响国家安全与发展双重目标实现的现实意义。近代以降，那些寄希望于通过以西化道路实现国家独立与富强目标的先驱者，之所以无一例外地收获了失望的苦果，首先就应归咎于他们低估了西方“老师”维护既有优势地位的决心与能力。“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7](P1470)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就隐含在所谓“安全困境”的原理当中，即“在‘安全困境’中，一国为保障自身安全而采取的措施，意味着降低了其他国家的安全感。在无政府状态②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了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8](P3)即使在完全不考虑西方制度本土适应性问题的前提下，现代化道路上的“先行者”们往往也不会心甘情愿地默认既有秩序受到潜在挑战的事实，更何况作为世界体系中上位优势的拥有者，西方国家不仅形成了联手抑制挑战者的共识，而且也具备将这种意愿转化为破坏性要素的能力。因此，基于零和博弈的思维，对于西方国家而言，中国或俄罗斯这类大国及具有潜在性的强国，无论采用了何种政治制度，无论是否被纳入到“普世价值观”的体系当中，都是无关紧要的。真正触动西方世界神经的，其实只在于这些国家最终可能与西方列强平起平坐的“可怕”前景③。由此可见，保障政治制度安全的动机并不完全包含在制度的价值内涵当中——这正是当前意识形态斗争趋于淡化的背后，制度竞争博弈的暗流依然汹涌澎湃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