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论题十一》杂志2000年1月号（总第63期）发表了约翰·P.阿纳森与德国著名学者于尔根·哈贝马斯的访谈录，文中论述了全球主义、新自由主义和现代性的多样性等问题。现将这篇访谈录摘译如下。 阿纳森：你总的来说似乎与那些积极拥护全球化理论的人站在一起，认为只有在全球的框架内才能找到一种激进的政策来代替目前占统治地位的政策。然而，一些持批判态度的分析家特别是大卫·赫尔德(David Held)和他的同事们指出，一些广为流传的意识形态夸大了全球化的新奇性，而忽略了正在进行中的全球变革的内在矛盾，并且把全球发展的推动力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过于简单化。我们难道不能把全球主义看成是一种非常有效地限制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的新的意识形态体系？批判理论的传统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阐明这种新意识形态的来源和作用？ 哈贝马斯：在许多情况下，全球主义确实起到一种意识形态的作用。从来没有一个知识团体像芝加哥学派那样对世界各国政策的制定产生了如此巨大的影响。在经合组织成员国中，几乎没有一个政府拒绝采用放松管制的做法，特别是放松对劳动力市场的管制，并降低税收，平衡公共收支和削减福利国家规章制度。这一揽子做法被兜售给广大群众，理由是，来自全球竞争和国际金融市场的压力使我们别无选择。所谓市场压力不可逃避的说法不仅使人们无法采取对抗行动，而且使人们没有勇气维持现有的政治干预能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说新自自主义思想的影响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 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暗暗地把民主的立宪主义简化为贯彻经济自由。用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私人自治来代替公民的政治自治，同时，用放松市场管制来代替政治控制。不仅赢家和输家的机会结构日益不均等，而且参与游戏的人和不再参与游戏的人——那些被边缘化了的和多余的人——的实际生活状况也日益悬殊。 与此同时，一种新的心态正在传播。在古代帝国，那些不识字的广大农民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宿命论渗透到他们整个程式化了的生活中；而当今，那群年轻的、生气勃勃、充满活力和受过良好教育的理性选择者所持的也是一种世俗的宿命论，这是一种流动的、高度个体化的、然而却是只关心个人的生活方式的宿命论，它助长的是对必然不断变化的市场力量所造成的不测事件的虔敬态度，而人们的选择就建立在这种态度之上。 然而，我们至少有三个理由不赞成去复活旧的意识形态批判。从某种程度上说，目前的形势是非常透明的，第一，每个人想必都明白，最近——或者是一段时间以来——跨国贸易、直接投资和资本流动的加速是一些政治协议的预期结果，这些政治协议——通过关贸总协定几个回合的谈判——导致以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为代表的经济体系的建立。第二，这意味着，全球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意识形态。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资本主义结构有从国际的向超国家的结构转变的倾向。我读过大卫·赫尔德及其合作者最近的著作，他们支持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应该严肃认真地对待走向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各样的趋势。第三，旧的意识形态批判的规范性标准已经不再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了。自18世纪晚期以来，西方自己标榜的道德的和实践的标准——平等主义的普世主义受到后现代自由主义者和旧的保守派的攻击。我们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批判的解构，而是建构性的努力，而左翼——如果还有左翼的话——还没有准备好这么做。我呼吁的是将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理论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新的视角，以适应和对付全球化进程中出现的令人失望的结果。我赞成霍布斯鲍姆关于不可能在超国家层面上重建金钱和社会团结之间的平衡的看法。 阿纳森：一些作者越来越意识到现代世界的多样性，于是他们开始谈“多样性的现代性”或“现代性的多样性”。在你的《交往行为理论》一书中，你建立了一个有关现代化的两种主要模式的模型，但你对偏离了这两种模式的发展道路的评论可以看作是开启了一种更为多元化的研究方法。你现在是否打算对这个问题重新进行研究？ 哈贝马斯：多样性的现代性的观念确实具有吸引力。我认为，我们在社会发展的某些方面会比在文化领域看到更多的趋同性。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我们看到，尤其是在西方社会中诸如贸易和生产、交通和通讯、公共教育、城市化等基础结构方面存在着趋同性。甚至连阶级和家庭结构的变化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但各民族社会仍具有富于表现力的特点，还保存着自己明显的特征。目前的生活方式和精神气质跟以前一样，明显地显示出民族历史、特殊的语言和传统的特征。文化多元性不只是一个表面现象，它还从整体上决定和影响着一个民族的制度框架。 一种研究政治经济学的新方法——几年前由J.R.霍林斯沃斯(J.R.Hollingsworth)和R.博耶(R.Boyer)编辑出版的、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文集《当代资本主义》(Contemporary Capitalism)就是一个代表，它研究的重点是各国多种多样的处理国内经济问题的方法。尽管面临全球化，但民族传统和背景似乎仍然对企业的组织、劳动制度、竞争的方式和金融体系等产生巨大影响。我们近年来面临很大压力的“莱茵资本主义”模式只是正在制度化的市场模式中存在的地区差异的一个例子，——一个西方资本主义范式内部存在差异的例子。而各种文化之间的差异就更大了。对美国和日本经济的背景的比较只是一种不同文化间的比较研究的开端，这种研究已经迅速扩大到其他领域。 《交往行为理论》仍然以这样一种没有言明的假设为指导，即民族社会，这种观点自然已经受到挑战。从德国的情况来看，后民族格局的重要性表现得很清楚。紧迫的问题不是产生于内部，而是产生于外部的挑战，即如何适应变化中的全球形势和各国政府政治的欧洲化问题。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方式将会决定未来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