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08)05-0034-07 一、引言：问题的导出 西方近现代史经历了宗教信仰的崩溃、传统社会形态的嬗变以及与此互为因果的个体性的人(individuality)日渐显位的过程。在秩序重构过程中，人的心理及其行为也经历了一个重新调适的过程。从社会心理学意义上说，这个调适过程使“瞬间”心灵变得无所归依的人各奔前程，各自调整人心秩序，寻求适合自己的归属感，由此分化了人的阵营。十分笼统地说，在个人主义时代，人的世界分为大众的世界与公众的世界。一部分人不堪抽象的个人自由的心理重负，逃避自由（弗洛姆），投入群众或者大众(crowd,mass)及其领袖的怀抱寻求安全感和确定性；一部分人则高擎公共理性的旗帜，在公共领域中组成批判性的公众(public)，同君主专制的制度体系“争权夺利”。大众与公众的交织并存与互动斗争，在政治上成为民主秩序建构的基本动因和基本矛盾，在思想上则引发了关于民主秩序建构的主体、路径、可能与限度、前景等等的理论分野与争论。 公众与大众的分野，在理论上大体反衬了三种不同的立场与观点。其中一种来自自由主义，认为从价值序列上看，公众位于高阶，大众归属低位。①大众易得（勒庞甚至说过，每个人都是潜在的群众成员），公众难求。大众的形象与暴民、群氓常常难解难分，是自由秩序的“麻烦制造者”。人们分析群众、发展群众理论的主要目的是限制群众，压抑那些在群众存在并在骚乱中露头的要求。他们认为，暴民，就像我们残暴的自我部分，必须被压制下去；其能量必须受到挑战，其行为必须通过法律和秩序能够发明的技术手段加以控制。与此相反的另一种思路来自马克思主义阵营，它把群众看做是善的化身，革命能量的来源，是历史发展的真正推动者。就其本性而言，群众代表了美德而不是罪恶，②反而是那些由所谓“文明的”资产者、贵族等等组成所谓的公众，代表了剥削与压迫的邪恶一方。同时，由于群众、尤其是近代的无产阶级没有自己的私利，因此能够代表全人类的利益，他们的解放代表了人类进步的方向。因此，群众才是人类历史的真正主人。理论家的任务就是批判与揭露剥削者及其剥削秘密，在思想上、组织上武装群众，“剥夺剥夺者”，进行革命，夺取政权，实现世界大同。在自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之间，还有一种可以称之为社会民主主义的观点。这种观点并不崇尚大众革命，但认可现代平等主义的时代风尚，其理论旨趣在于探索如何让大众大规模地走向历史前台并被纳入宪政结构，促使大众向公众转化。 上述理论流派在大众与公众问题上的看法分野，进而决定了现代西方思想阵营对大众民主的态度分化。他们面临的共同问题是，大众与现代宪政体制之间的关系，是否得到解决？如何解决？以马克思主义民主观来看，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决定了无产阶级如果不在经济上解放自己，政治上的解放就没有保障。因此，大众并没有真正成为权力俱乐部的一员，自由民主是虚伪的，其本质是资产阶级的专政，出路只能是阶级革命。按照自由主义精英民主论者的看法，现代自由民主体制已经在形式上解决了大众进入权力俱乐部的问题，但问题在于，进入政体以后的大众提出过分的要求——“参与激增”导致现代民主治理权威的下降。社会民主主义者（多有共和主义的思想背景）的看法与马克思主义类似，它认为大众选举的民主机制并未有效解决民主的真实性问题，现实政治仍然是一种寡头制。但与马克思主义不同之处在于，它不认为应该消灭私有制并打破现代国家机器，而是倡导范围广泛的公民参与，解决现代民主政体的“民主不足”问题。 “民主虚伪”、“民主过度”和“民主不足”这三种判断，大体上构成对大众民主的现代性问题的基本判断。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选题和篇幅的局限，本文没有具体考察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内容，而是集中在精英民主主义者和社会民主主义者的相关论述上。精英民主主义者为了民主在大众社会中的可操作性，修正了民主的定义，构思出精英民主理论，降低了民主的“大众性”。这种民主观体现了一种现实主义的哲学旨趣，因此也被称为现实主义民主；激进主义则坚持认为，除了选举精英之外，规范的民主理论还应该关注如何让大众更多地参与政治，让更多的人民主起来，为此需要构建分布广泛的公共领域，“追求更多的民主”。 持平而论，不论是激进主义民主观还是现实主义民主观，都有其自身的论证逻辑，也都有其合理之处。同样地，他们各自的缺陷也很明显。现实主义为了可操作性而“牺牲”民主性，有阻遏大众民主原初动力与持久活力之虞；而激进主义观则因对大众群体的价值同情和对大众德行的过度依赖，容易陷入伦理政治的理想主义色彩，其论调“听起来很美”，但“做起来很难”。因此，激进民主观往往成为革命的号角，不管这种革命是政治革命还是民族革命，不论其革命的对象是专制主义还是殖民主义。凡是把不平等和强权永久化、制度化的地方，激进主义民主观都有它的市场。而现实主义民主观则更多地适合承平时代秩序建构之需要，它要面对的是“娜拉走后怎样”的实际问题。相对而言，激进主义民主观注重“道德号召力”，现实主义民主观则强调“制度约束力”。前者基于对人性向善的信任与期许，后者则基于一种人性的幽暗意识，③它认为，“道德沉沦的趋势，普遍地存在每个人的心中，不因地位的高低，权力的大小，而有例外，就人的罪恶性而言，人人平等！”[1](P28)当然，地位越高的人，因为他为恶的危害性越大，因此更值得警惕，所谓绝对的权力绝对会使人腐化，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但是，相反的趋势，即大众取得在社会上的优势地位以后，也同样值得警惕，因为就道德性而言，普通人并没有更优越的制高点：多数经由选票，利用人多势众欺压少数，这种可以推理、在现实中也屡见不鲜的情势，同样是一种人性腐化的表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