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性。例如，中国古代政治文明是在隋唐时期步入巅峰状态的。这种状态的形成与保持有赖于丰富多彩、充满活力、富于理性的政治精神。然而，在广义的“思想史”著述中，涉及隋唐政治思想的内容可以用“贫乏”、“浅陋”来形容。就总体规模而言，就连专门化的隋唐政治思想史研究也难免“贫乏”、“浅陋”之讥。这就是说，隋唐政治思想原本相当可观，而现有研究却未能充分揭示，导致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便是对研究对象的界定有所偏颇，因而研究领域受到局限，学术视野受到遮蔽，取材范围受到限制。 关于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前人多有学术性的界定，可谓见仁见智。笔者认为，凡是历史上出现过的与政治密切相关的各种思想现象，都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政治”、“思想”、“历史”是界定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三个关键词，对这三个关键词的理解直接关系到问题意识的形成、研究对象的设定和取材范围的选择，进而影响视野的广度和分析的深度。 一、“思想”与思想现象的弥散性 “政治思想史研究”是思想现象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思想史之“思想”是一个歧义众多的概念。思想史的研究对象是什么？只要看一看中外学者提出的形形色色的定义，就不难理解这原本就没有统一的定义，也不可能产生获得公认的严格定义。每一种对“思想”的理解都会给出不同的领域范围和研究视角。 思想是人类特有的禀赋，它属于一种认识性的精神活动。在汉语中，“思想”一词用于指称思忖、思虑、思索、思考、思维、思辨等，它涵盖这类精神活动的过程及结果。在这个意义上，思想是一切认识活动的过程及其结果的总称。 依据认识程度，思想的成果可以划分为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感性认识是观察事物所形成的直观的、表面的感觉和印象，而理性认识则是在感性认识的基础上，经过深入思考而形成的比较全面、比较深刻的认识。一般说来，只要一种精神活动达到自觉地认识某种事物的程度，无论其结果是感性认识还是理性认识，都属于广义的思想范畴。在思想史研究中，人们所能直接面对的是一些历史上的思想现象的结果，有的保存了一定篇幅的文本，更多的则仅是片段言论。这些思想结果的形成过程大多需要依据间接的实证材料求索。在这个意义上，作为思想史研究实体对象的“思想”，特指在一定历史背景下人类认识过程的结果，包括形成的观点、提出的主张、表达的观念和论证的学说等。 学者们通常将思想史的研究对象设定为层次较高的思想成果。一些学者将研究对象限定在理论、学说。有的甚至主张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仅限于思想家的思想。笔者认为，每一位研究者都可以为自己设定一个“思想”定义，以便形成对象明确、逻辑自足的思考与阐释。无论出于学术旨趣、问题设定，还是基于学科分化、学术分工，这类做法都无可厚非。但是，如果试图用任何一种相对狭隘的定义框定学科领域，乃至自设畛域，就会导致许多问题。因此，无论怎样设定具体对象，一个思想史研究者都应当将各种广义的思想现象收入眼底。主要理据有以下三点。 首先，感性认识是认识的根源和基础。理性认识之所以靠得住，正是由于它来源于感性认识。因此，即使旨在解读一种理论、学说，也必须考察其根源和基础。以孟子政治学说研究为例，许多学者夸大“民贵君轻”之论的特异性，甚至断言这是“异端”、“野花”、“绝唱”、“无人企及”，乃至“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然而，只要认真地翻检一下历史文献，就不难发现：民众重于君主的观念发端甚早，源远流长。它来自对政治现象和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其基本思路获得广泛认同，乃至成为华夏先民的政治常识。孟子既不是最初的创意者，也不是最佳的阐发者，他更像是一种影响广泛的思潮的代言人，其贡献在于用精彩的话语阐释了群体性的政治认知。由此可见，如果不广泛地考察相关思想材料，便轻易判定孟子政治学说的本质属性与历史价值，就难免招致失实、浅陋之讥。 其次，思想家的一些“理论”未必不是感性认识。以孟子的性善论为例，它是思想史、哲学史的研究对象，也确实具备“理论”乃至“哲学”的形式。但是，这类貌似抽象的“理论”实际上并没有达到理性认识的程度。在中国古代，只有一些学识浅薄的儒者相信“人之初，性本善”。且不说孔子、荀子、董仲舒、扬雄、孔颖达和韩愈等历代名儒都不赞成简单化的人性本善论，就连张载、朱熹等著名理学家也明确指出孟子的见解是不恰当的。从对客观事物的认识程度看，孟子的人性论是相当肤浅的。如果用“全面的、本质的和内部联系的”来界定理性认识，用“片面的、现象的和外部联系的”来界定感性认识，孟子的人性论只能归属于后者。此类事例不胜枚举。 最后，社会大众的“感知”未必不是理性认识。历史上的社会大众思想成果很难保存下来。保存下来的也大多是一些片断。但是，不能据此便断言社会大众的思想统统属于层次不高的感性认识。常识告诉我们：不仅每一个心智正常的人都有分析、综合、推理、判断的能力，而且每一个时代都会涌现为数众多的具备理论思辨能力的人。换言之，一切心智正常的人都有能力创造较高层次的思想成果。历史文献保存下来的许多民谚、歌谣、警句、口号都具有深刻的思想性乃至哲理性，这便是明证。这类思想成果大多仅留下只言片语，却相当精彩，其中一些足以展示深刻的思考、时代的诉求和普遍的价值，属于一种相对稳定或固化的思想。实际上，这类思想成果的创造者大多具备思想家的素质，这类思想成果的形成也经历了理性思维的过程。笔者主张，思想史研究者必须将这类思想现象纳入自己的视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