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质与共生:日本当代艺术乡建诸模式

作 者:
张颖 

作者简介:
张颖,博士,四川美术学院中国艺术遗产研究中心副研究员,硕士研究生导师。

原文出处:
民族艺术

内容提要:

日本艺术乡建被誉为当代“神话”,引起各国争相效仿。纵观其因果历程,无论是国家发起的农民传统手工艺振兴、地方主导的乡土景观与农特产品设计创意振兴,还是多主体共谋的地域艺术项目综合振兴,都是以“美的共感”形式,承载“乡”与“农”的生命志向、生活方式的时代追求。而这一突出成就,理应归于生活统摄下“美用一体”的传统价值观,不是“艺术至上”,无需“艺术对抗”。日本人将自己对世界独特的艺术体验和表述,作为与异文化、与自然相互依存共生的整体生态系统的一部分。在共生视野下,“艺术”和“乡村”的理想关系是一种相互尊重个性、圣域,并从合作中寻求新的共同性的状态。


期刊代号:J0
分类名称:艺术学理论
复印期号:2020 年 06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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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代日本乡村建设的聚焦点和引爆力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理应引起国内研究者的重视。除了延续刚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资本投入外,文化艺术正以积简充栋之势,在乡村复兴、地方创生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日本艺术乡建被誉为当代“神话”①,引起各国争相效仿。“美丽乡村”也逐渐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代名词。但学界对日本当代艺术乡建的前期研究成果,却多为微观层面的案例分析和应用介绍。因尊之为教科书级的经典案例,具有批判性思维的洞察力和整体观都明显欠缺。

      诚然,许多优秀的日本艺术乡建范例,正以独特的美学观念,开拓具有本土特征的当代艺术样式,并凭借艺术积极融入生活,使之在乡村产生良好的公共效应和持久价值。然而,笔者通过对日本乡村振兴中艺术参与行动的历史梳理,以及多点田野考察实证②,发现在乡村传统产业衰退、高龄少子化、交流机能减弱、生活方式个别化、共同消费手段消失的困境下,艺术不仅要直面社会矛盾与问题,还必须以提供“美的共感”之形式,凝聚精神,唤起行动,实可谓筚路蓝缕,玉汝于成。

      本研究的初衷并非要解构日本艺术乡建的神话魔幻,而是力求还原其生活真实。从诸多重要历史转型期的入口处,审视艺术乡建行动如何凝结“日常的人”和“艺术的人”。同时以模型分类方式,辨析日本当代艺术乡建的社会历史背景、理论渊薮、实践路径与价值向度。

      一、日本特型:“艺术”与“乡村振兴”

      人类学对艺术的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将艺术置于生产它的社会语境中。因为艺术品和艺术活动的生产并没有独立于关系语境的更为内在的本质。所以思考艺术在社会生产和交往中到底充当怎样的角色,我们就离“艺术是什么”的问题更近了一步。要理解当代日本的艺术乡建行动,首要之务便是捋清该国“艺术”与“乡村振兴”的本质特性。

      (一)“芸術”的内涵与外延

      直至明治维新前,日语中都没有出现过与西语“art”“fine art”对应的“芸術”“美術”及“绘画”“彫刻”“建築”等专用语词。它们和“個人”“自由”“権利”一样,是将西洋舶来的概念,用日语汉字重新组合新造的外来语。虽然与这些新造词相对应的行为或物质“本体”是存在的,但仍应将之视为近代西方权利话语和美学思想再编成的产物。③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样,日本近现代艺术在文化接触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陷入过西方中心的窠臼。但其内质和发展模式,仍然具有本土化特性。

      以“美之国度”自诩的日本,“美意识”被确立为族群存立的独特源泉和道德基准。④艺术活动在日本人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中,一直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而日本社会在当代的所有成就,也被国民公认为必须归功于“美意识”,即纤细、谦恭、致密、简洁的感性资源。⑤日本民俗学之父柳田国男指出,“宗教”乃是日本艺术的根源。⑥与西方客观主导的理想主义艺术传统相比,日式审美有着更为浓厚的象征性和抽象性,体现为精神至上的主观主义特点。基于岛国人对自然的敬畏崇尚,日本之“美”(美しぃ、)在奈良时代前原指对亲人或弱小可怜之物的爱意,即细小、洁净的感性美;平安时代出现雅致、滑稽、妖艳等审美新概念;镰仓·室町时代始有涩、寂、幽玄的审美概说;江户时代生成“粋”的世俗化审美倾向;⑦明治时代后,与西方比例、均衡、对称的美学特点相对照,日本之“美”又被归纳为暧昧、不规则、调和、简洁、单纯等特征。⑧

      艺术史研究领域将“1873年日本参加维也纳万国博览会”这一历史事件,视为该国近代艺术理念舶入的发端。1872年太政官在翻译博览会分类要览时,为对应第二十二条说明文中的“art”(德文Künste),首次使用“美術”一词,并在出品规定中将其注解为“对应西洋的音乐、画学、造像术、诗学等”。⑨1875年维也纳博览会报告书和东京博物馆创立建议书中,使用了“藝術”一词,词意以工艺技术(technology)为中心,指涉“图像艺术”和“百工艺术”。1884年出版的《维氏美学》中,译者用“藝術”一词取代“美術”,其下包括雕刻、绘画、建筑、诗歌、音乐、舞蹈。⑩明治政府参加万国博览会的目标非常明确:向世界展示推销本国产品,尤其是在西方拥有极高口碑的传统工艺品,以此获取外币,支持“殖产兴业”和“富国强兵”实务。所以日本在这一阶段,并不重视西方艺术思想的启蒙普及。所谓美术教育事业也是作为实用产业技术方式展开,学科设置和评价标准皆以产业发展为目标。(11)直至明治末期西方美学体系在日本确立后,绘画、雕塑类纯艺术作品才逐渐被置于手工艺之上。而随后日本传统手工艺品的出口贸易势渐衰弱,部分职人也开始转向“纯粹艺术”。

      但在本土文化视野下,“美用一体”始终是日本艺术的特质所在。“美是在劳动中产生,劳动的机能和美本来就是一体的。”(12)纯粹艺术与实用艺术,在日本传统文化中本无差别。“美术品独立于其他事物而拥有自身的特殊意义,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至少在现实的生活空间中是不可能的。”(13)20世纪70年代以来,随着日本经济高速发展,以及社会对文化遗产价值的重新认识,艺术的界限和价值更是被“生活”统摄。美用契合,被确立为一种文化自信。艺术展现,也有了更为多元和开放的可能。在当代日本艺术的体系构造中,回归与开放并非二律悖反的欲求。他们将对“人工”“知性”的吸取,作为“技”的必要手段。而其目标,始终不渝地指向与自然万有一如的诗性之“道”。

      (二)“乡村振兴”的历史进路

      从历史上看,日本是一个传统的农业国家。大化革新期间(645-650年),中央政府通过废除私有土地和部民制,充分解放了农业生产力,日本一举从落后国家迅速成长为东亚强国。明治维新(1868年)后,新政府不仅明确农民土地所有权,还采取减轻赋税的国政,使农业从投资到生产都进入历史高峰期,并成为同期蓬勃发展的现代工业的有力保障。然而20世纪初受战争、经济危机、自然灾害影响,日本农业形势急转直下。政府不得不在1932年制定“村庄复兴计划”,1955年又提出“新农村建设构想”,以求解救乡村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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