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人类学的代表人物弗朗兹·博厄斯曾对北美西北海岸（Northwest Coast）部落的各种艺术风格、工具、装饰等进行过专门的研究。他不仅研究当地原住民的“原始艺术”（Primitive Art），①留下了大量艺术遗产方面的著述，还监督美国自然史（Natural History）②博物馆对大量相关原始艺术作品的遴选、收集和收藏工作。③他无疑是20世纪最重要的、最具影响力的美国人类学家。通过像博厄斯这样的人类学家们对“原始艺术”的观察、分析和判断，以及对“原始性”——原始社会、原始的思维、原始生活的原始表述，使不同的“原始艺术”成为了人类学家认知社会的重要依据，即通过观察特定的艺术风格去了解和判断对象的性质。比如，在印第安人的艺术表现上，“羽饰”是一件常有的事情，除了头饰外，更是图腾的象征、亲族的标志、思维的表达、美饰的方式。其叙事可以是：“我在故我思”。 我们无妨这么说，博厄斯所开创的美国“历史学派”的一个重要路径从这里拓展：“原始”成为不断被发现、被发明的“传统”。 人类学与艺术发生学 人类学与“原始艺术”的缘分从学科诞生就开始了。“现代艺术的发展和‘原始’形象之间的密切联系清楚地揭示了艺术与人类学的这种关系。”④人类学在研究上有一个与其他学科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原始主义”。这里有一个极其重要的特质，即人类学是建立在“进化”的理念之上；即便在今天，人们对这一理念仍有不少的质疑，但在做实际判断的时候，通常依然遵循这一理念。因为进化涉及“时间”关系的价值观；比如说“进步—落后”“文明—野蛮”“高文化—低文化”，甚至当世人们所说的“发展”等。然而，对艺术的审美和判断却无法照搬“进化”的模式，甚至不能套用其相关的意义。“评论家会质疑公元前2世纪生活在西欧的凯尔特艺术家在描绘动物方面比公元前2万年的马格德林文化的艺术家们更为出色。在审美观点看我们会说没有进步。”⑤具体而言，人们可以相信有许多东西是在进化、在进步，比如有些物种，技术、手段、工具等，都在进化和“进步”，却不能说，现在（现代）的艺术比“原始艺术”“更进步”。这一特质对艺术人类学来说尤其重要；这也是本文的基调。“原始艺术”足以在时间维度中让人们感受“永恒”和“不朽”。在这个意义上，“原始”背叛了时间的物理性。 在人类学家眼里，对于那些史前形态和无文字族群而言，“原始艺术”是人类学家藉以了解对象社会最重要的存在。人类学家在面对每一个具体的作品时，需要处理一个特别的纠结和纠缠——哲学家擅长“普世价值”和艺术家创造每一个具体的“艺术品”却都是“典型”——人类学家却要兼顾二者。结构主义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写过一些论著，讨论美洲印第安人的艺术，其中包括加拿大的钦西安人（the Tsimshian）的艺术，并专门论述了“双重化现象”，即画像的一边画上一种动物，另一边画上另一种动物，互为镜相。⑥一边抽象、一边具象，一边普世、一边个案，人类学发现了人类认知上“悖论不悖”的情状。“原始艺术”竟有如此特质。他在《面具之道》的开章为人们描绘了这样一幅图景： 这里就是美国自然史博物馆，每天从早上10点到下午5点，人们络绎不绝前来参观。宽敞的一楼展厅是专门为阿拉斯加到英属哥伦比亚的太平洋北部海岸的印第安部落而设立的。 也许用不了多久，来自这些地区的展品就会从种族志博物馆迁入美术馆，同古埃及或古波斯的艺术品和中世纪欧洲的藏品一样占据一席之地。因为，即使跟最伟大的艺术相比，这种艺术也毫不逊色，而且在我们对它有所了解的一个半世纪中，它呈现出的多样性比前者更丰富，表现出一种不断更新的天赋。⑦ 其实，“原始艺术”作品被放到博物馆里，原本是一种对现代艺术的反叛。很久以来，人们都将那些艺术制作与创作者一起置于“野蛮”的范畴；“野蛮”的面目通常都是凶猛的，因为它们或是代表着神圣的庄严，或是代表着自然的禁忌，或是代表着邪恶的力量，或是代表人类的卑微。“差不多所有的面具都是一些真率而生猛的机制。”“这些同样伟大、同样真实的传统技艺，召集只能在市场上的店铺和教堂里见到一些残留物，它们在这里却保留了全部原始的完整性。这种恣意抒发的融汇综合的天赋，这种把别人以为相异之物视为相同的绝妙的资质，无疑显示着英属哥伦比亚一区的艺术的独步天下的特点。”⑧换言之，“野蛮”的东西竟然与“高雅”的艺术同畴并置，对“西方中心”的历史无疑是一个“黑色幽默”。 我们接下来的讨论从两个方面进行：首先，在西方历史上，“原始文化”是“原始主义”（primitivism）的具体。时间上，它针对“现代主义”；从关系上看，它是一个“对话性分类”（a dialogical category）。⑨但这种分类在福柯的“话语理论”，即“权力—知识—交流”的框架里，浸透了“权力”性质。具体而言，相对“原始”，时间被赋予强烈的政治色彩，实指那些“未发展的”“部落的”“史前的”“非西方的”“小规模的”“无文字的”“静止的”“落后的”“异民族的”“野蛮的”的社会形态。“‘原始’这个词通常指那些相对简单、欠发达的人和事，而这些特点是基于比较而言的。”⑩在人类学批评家眼里，“‘原始’是‘他性’（otherness）的标志，文化批评的对象也正是从中得来。‘原始’曾经位于人类学身份认同和学术地位的中心领域，它也成了现代艺术实践的中心内容”。(11) 其次，鉴于人类学学科性质，决定了“原始文化”成为“民族志的”（ethnographic）一种商标性表述范式。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提出：“人类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社会形态和表述方式”这样的问题；毕竟人类在今天已经越来越清楚地发现，“原始文化”的许多特点、品质，正是人类不断求索的“自然”“和谐”的形态和状态。“未来的过去性”——即历史越往未来趋动，人类越是发现“美好”原来在过去。比如与自然、生态、环境、物种的和谐关系，在“图腾制社会”已然非常理想。在许多方面，“原始的野蛮人”正在教育、教导和教训着那些自诩的“现代的文明人”。这大概是人类在不断的追求中所始料未及。人类湮灭了这种形态、中断了这种情态、破坏了这种状态，却又在致力寻求它，以期找到回归的途径。这种悖论越是随着现代化的发展，随着对“原始”的不停地发现，越加显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