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也是五四新文化运动100周年，今年的文艺理论界自觉地总结经验、展望未来，许多学术会议也以回顾、反思和展望为主题。阐释学研究希望通过发掘阐释学的中国资源，将其建构为一种阐释学的“中国学派”。2019年的中西美学、文论研究也有一些更为深入的成果，学者们有的对中西经典做出新的解释，有的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新的开拓，有的对前人提出质疑，有的深入到历史语境的细处，找寻事情的真相，有的则直接运用理论解决现实问题。 一、对文艺理论及其学科发展的回顾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改革开放三个重大历史事件，正好对应文艺理论发展史上三个重要节点，从这三个节点来看，我国文艺理论的发展呈现出不同的特征和面貌。 高建平以“中国文艺理论所接受的不同层次的资源”“外部研究和内部研究的循环”“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关系的变化”三个问题为视角，梳理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当代中国文论的发展轨迹。从中国文艺理论的资源来看，1949年到“文革”前，实现了“根据地文艺理论”和“苏联文艺理论”两种资源的结合；“文革”结束一直到21世纪，在“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原则的指导下，我国文艺理论界非常重视西方和中国古代的文论资源以及我国20世纪前半期形成的文论资源。从内外部研究的视角来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我国的文艺理论研究努力保持“内外平衡”，但有着重“外”轻“内”的倾向；20世纪80年代之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开始“向内转”；进入21世纪之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界又有了声势浩大的“向外转”的趋势。从文学理论与文学实践的关系来看，改革开放前的文艺理论起着“规范”文学如何创作和发展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文艺理论开始从“规范”向“描述”转变，承担更多的是“解释”文学的任务；20世纪90年代之后，我国文艺理论研究开始走出文学的范围，借用文学理论来研究文化、政治、社会等各个领域的问题。高建平认为，文艺理论的发展还是应回到实践上来，“要建立中国文论的话语体系，用中国的文艺理论来阐释中国的文艺实践。这是推动中国文艺繁荣之道，也是促进中国文论丰富发展之道。”①蒋述卓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中国文艺理论在理论话语的选择与建构、思维与方法、学科边界的扩容、学科史书写等四个方面进行了研究与反思。他认为，“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头30年，中国文艺理论话语的选择由于受到政治与意识形态的制约，话语的选择较少自主性，也受到理论视野的限制。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40年，中国文艺理论取得了话语选择权，但却因为大量引进西方文艺理论话语而没有很好地消化，又曾一度迷失。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文艺理论在引进与消化西方文艺理论的话语时，中国学者也在与西方话语的对话中进行了本土化的尝试，在文艺心理学、文艺美学、中国叙事学、文学人类学、性别诗学、审美文化学、文化诗学、生态美学、中国阐释学等诸多领域，也取得了有标志性和中国特色的理论建树。”② 杜卫考察了百年来“文艺美学”这一学科在我国的发展概况。“文艺美学”是我国自主创建的学科，“王国维是开创和奠基者，宗白华是重要贡献者，朱光潜是第一位理论集大成者。”借此，他强调，“文艺美学应该继承中国现代美学融合中西、建构本国美学理论的精神，接着中国美学的现代传统做下去。”③陶水平具体探讨了“中国艺术精神”论百年来的历史生成及其当代发展，认为“‘中国艺术精神’论……不是在纯美学意义上理解艺术，而是把艺术理解为人的生存方式和民族文化精神的感性呈现。它以现代新儒学生命本体论为理论基础，融会中西古今之学，在中国现代民族文化精神建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成为中国美学现代性的一个重要理论面向”。④ 王一川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文艺美学”经历的“美学论”“文化论”和“语言艺术论”三次转向。在他看来，“美学论”转向聚焦于文学的“审美”特性，却有意忽略了文学的政治性，也没有特别重视文学的语言特性；在“文化论”转向中，文学的审美特性则让位给了它的政治、社会和伦理特性，忽视了其语言艺术特性。第三次转向即“语言艺术论转向”应该重视文学的四个层面的特性，即“艺术普遍性”“语言艺术的特殊性”“艺术门类间性”和“文化间性”。“文艺美学”要回到文学作为语言艺术的初心上，这种导向符合我国自古就有的诗性文化传统。⑤王确将改革开放40年中国文论的发展看成“五四”传统的接续，对“文学主体论”的强调是两者的共同主调。而对“文学主体性”的激烈讨论，被导向了“主体间性”“审美反映论”以及“审美意识形态论”。⑥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文论的发展给予我们的启发是：守望主体性；重视文论和其他文化形态的联系；在政治、社会和文化的联系中对文学理论进行调适。 二、基础理论研究与解决学科问题的努力 中国文艺学的发展归根结底取决于其基础理论的厚度及其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2019年的中国文艺学在研究基础理论的同时，也仍然在努力解决一些实践的和学科的实际问题。 (一)“公共阐释论”构建及其相关探讨 张江发表《公共阐释论纲》⑦后，在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和热烈的讨论，他自己也投入到了更为基础的理论探索当中，以期为“公共阐释论”奠定更为厚实的理论基础，并建立起“阐释学”的中国学派。 在《“解”“释”辨》中，张江辨析了“解”“释”“诠”“阐”在语义上的联系和区别，他认为，“释起于解，依分而立；诠由解始，依诂而正；诠必生阐，尚意大开。解为分，诠为正，阐乃衍。由解而诠，由诠而阐，实现阐之完整过程，达及最高目的。”因此，在他看来，“选择并确定以‘阐释学’——而非‘诠释学’，更非‘解释学’——为当代中国阐释学总称谓，是必要且充分的。”⑧李春青认为，建构“中国当代阐释学”需要深入细致地梳理、分析中国古代丰富的阐释学思想与实践，为此，他考察了先秦儒学阐释学理论及其实践，认为，“孔子之‘述’、孟子之‘说’、荀子之‘辨说’均含阐释之义。”而且，“儒家的阐释活动以为天下制定价值规则为鹄的，所以从一开始就具有‘阐释的公共性’特征。”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