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20世纪中国文坛上，几乎每一次重要的文学运动，都浸透着传统与现代的纠葛，而“异端”、“避世”、“西化”、“数典忘祖”之类的恶名，也曾经加罪于受欧美现代主义影响并进行种种探索的作家作品。不论是海峡的此岸或彼岸，文学史上经常把这类作家作品与现实主义（或称写实主义）截然对立起来。如若站到历史的、辩证的、整合的立场上，此一看法显然缺乏具体分析而有必要重新加以讨论。 按照一般的理解，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是在19世纪末期开始形成，在本世纪20年代得以确认的。在此之前，英、法一些作家曾使用过“现代性”（Modernity）的概念， 尤其如波特莱尔创作了反叛性极强的《恶之花》（1857年），将“现代性”看作“不易捉摸的、变化的”和“离奇的、神秘的、不愉快”的东西，堪称现代主义之先驱。上世纪90年代，在柏林、维也纳、奥斯陆等地出现了许多“现代”杂志。丹麦大批评家勃兰兑斯于1891年称斯特林堡为现代派，因为斯氏创作了第一部表现主义戏剧《去大马士革》。接踵而至的是未来主义文学、未来主义画家、未来主义戏剧、达达主义等多种现代派宣言，尚有《追忆逝水年华》（1909）、《变形记》（1912）等名作出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巨大悲剧动摇了一些西方作家对资本主义前途的信心和对传统价值观念的信赖，以弥漫于社会生活中的危机意识和悲观情绪为背景，现代主义公认的杰作《荒原》（艾略特）、《幻美集》（瓦雷里）、《城堡》（卡夫卡）和《尤利西斯》（乔伊斯）等等都发表于1922年，盛况空前。从30年代到50年代，历经世界经济恐慌和二次大战，西方现代主义文学分化和扩散，奥登、奥威尔、奥达茨、海明威、福克纳、布莱希特、西格斯、托苈、马尔罗、纪德、艾吕雅等等一大批作家在思想和技巧上更见精进。自60年代以后，作为对现代主义的继承和超越，一种被伊哈布·哈桑称之为“趋向于艺术上的无政府状态，想象力占主要地位，任意虚构一切”的后现代主义在西方兴起，比前者走得更远了。 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在西方也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不过，它存在了一个世纪并产生了一批经典性作品，证实了它是继新古典主义、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而起的第四个文学大流派，且无疑是本世纪有代表性的西方资产阶级文学流派。姓“资”姓“无”属政治倾向的划分；从文学艺术的角度看问题，主要是探索其对现实的态度及艺术思维的特殊方式。系统的关于现代主义的著作到60年代才出现。第一部重要论著是史班特的《现代人的斗争》（1963年），概括了现代派的特征，主要是：①体现现代人的经验；②强调艺术的独立性；③歪曲客观事物；④反传统的态度。这些非现实主义的艺术方法，在许多现代派作品中可以得到印证。另一部重要的论集是欧文·豪所编的《文学艺术中的现代主义概念》（1967年），列数了诸如虚无主义、怪诞手法、原始主义等九个特征，并称现代派“代表了个人的活力”。现代主义的反理性反传统是很明显的，如同卢卡契所指出：“现代主义失却对人类历史的希望，抛弃历史线性发展的思想”〔1〕。这种失望， 出现在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分崩离析的环境中，也由于对发展的实证主义纪念和启蒙运动的理性思想产生怀疑所致，因而外部世界在现代派作家那里，被视为无望地桀骜不驯和隔膜疏远。因此，如有的论者所云：“更明确地说，他们用主观主义和反传统的极端姿态，以通过自己的艺术创作重新创造现实的术语为己任。”〔2〕现代主义文学是一个总称， 其内涵驳杂庞大，既有一些进步倾向的作品，亦有一些思想反动、情感颓唐的篇什，更有大量介乎其间、艺术上有求索的新意、并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方式呈示现实生活的诗歌小说戏剧。典型的现代主义，往往主张从主观主义路线出发，去创造一个比当代社会生活和伪善、庸俗的外部世界自以为更加可靠的新的美学世界。 现代主义在本世纪是一种世界性的文学潮流，我们很难被阻绝于潮流之外。作为地球上的一片陆地，中国和欧美各国共处于同一时间也生存于同一空间，中国现代作家和世界各地作家在同一方舟上苦旅。世界性的灾难我们难以摆脱（如两次大战），人类的精神财富我们也在分享，其中的经验教训为我们汲取。中国新文学是在传统主义的基础上、在继承和批判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一旦放眼世界，纳入新潮，就开始了既与世界文学同步而又呈现自己面貌的进程。茅盾早就认为：中国文学一定要加入世界文学之路，那么，西洋文学进化途中已演过的主义，我们也得演一遍。〔3〕 新文学家对西方现代主义的认知和自身的实践，开始于“五四”时期。陈独秀发表在《新青年》创刊号（1915年9 月）上《现代欧洲文艺史谭》一文，可以说最早涉及了现代主义。此文为扩大当时知识界的文化视野而作，笼统地介绍了传播于欧洲的象征主义思潮。“五四”新文化运动兴起以后，对西方现代派的评介陡增，主要集中在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表现主义、弗洛伊德学说的初步传播与述说上。谢六逸的《文学上的表现主义是什么？》（1920年5月，《小说月报》）， 田汉的《新罗曼主义及其他》（《少年中国》，1920年6月）， 若尘（胡愈之）的《现代文学上底新浪漫主义》（《东方杂志》，1920年6月）， 沈雁冰（茅盾）的《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创造》，1920年9月）， 幼雄的《表现主义的艺术》（《东方杂志》，1921年4月）， 朱光潜的《福鲁德的隐意识论与心里分析》（《东方杂志》，1921年7月）， 郭沫若的《未来派的诗约及其批评》（《创造周报》，1923年9月）， 以及俍工的编著《新文艺评论》（1923年），滕固的编著《唯美派的文学》（1927年），刘大杰的编著《表现主义文学》（1928年）和茅盾所著的《现代文学杂论》（1929年）等等，对欧美和日本的现代主义文学思潮流派作了及时的介绍。茅盾当时断言：我国新文学的出路就在于新浪漫主义（《为新文学研究者进一解》）。这种“新浪漫主义”即我们今天所谓早期现代主义，包括唯美主义、印象主义和象征主义。论者们纷纷指出，这种“新浪漫主义”是对自然主义的实在与琐碎的一种否定。它发乎灵的觉醒，描写人生神秘梦幻的角落，暗示人生隐蔽的一面，从而透视事物的底里，从外表的丑寻出内在的美，是一种不执著于现实、却又不脱离现实的文学。 与理论介绍相呼应，这一开放、自由的时期，鲁迅、冯乃超、王独清、李金发、戴望舒、胡也频、徐志摩、蓬子、闻一多、于赓虞等不少诗人和小说家，都先后借鉴过象征主义、唯美主义、神秘主义、意识流的诸种特征与手法，写出了《狂人日记》、《野草》、《微雨》、《死水》等明显有别于传统的写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作品，开了新文学中现代主义的先河。即使是浪漫主义诗人郭沫若，他和成仿吾、郁达夫等组织“创造社”时，其“创造”之命名，也得益于德国表现主义者关于“新生”、“创造”等观念的启迪。西方表现派对权威、传统和社会现实的大胆否定和猛烈反抗的精神，正符合狂飙期的郭沫若的文化心态，催动他在一系列诗作中满腔激情地赞美了伟大的创造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