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1876年的拜罗伊特节庆事件是尼采思想生命的一道分水岭，自那时起，尼采抛弃了其早期艺术形而上学中的酒神信仰，转向对肯定此在与个体生命的实证科学的大力提倡，从而形成了中期尼采（1876年至1881年）信奉科学乐观主义精神的独特症候。而在这一尼采思想的转变之中，酒神迷雾烟消云散，艺术从最高价值的神坛坠入深渊，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1878年）中，尼采以三宗原罪的批判方式为艺术祛魅，祛除艺术的形而上魅影，从而确立实证科学之肯定此在与个体生命的价值，借此解决此在之悲剧性真理这一生命之至深难题，就如萨弗兰斯基（Rüdiger Safranski）所言：“在《人性的，太人性的》一书中，尼采试图加强对实践的真理的知觉，以对付可怕事物的塞任的歌唱，对付悲剧性的感觉。尼采为有用的科学唱赞歌，而这种科学，根本不再能够设想脱离自然科学。”① 来到《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二卷中时，尼采的基本思想并未发生改变，仍旧坚持生成哲学的基本观念，倡导科学乐观主义精神，从而展开对形而上学的全面清算，但对待艺术的态度却发生了转变，已经由对艺术的猛烈批判走向了对艺术价值的肯定，在《见解和箴言杂录》（1879年）中，艺术已经具有指引未来的重要作用，从而成为引领文化复兴的前沿阵地。 一、为未来指引方向的“路标”艺术 那么，中期尼采是如何具体论述艺术指引未来的重要作用的呢？且看《见解和箴言杂录》第99节中的具体言说： 作为未来路标（Wegweiser）的诗人。在当今的人们中间，存在着这么多剩余的富有诗意的力量，这些力量在塑造生活时未被耗尽，有这么多力量毫不退却地献身于一个目标，绝不是临摹现在，复活和浓缩过去，而是要为未来指路：这不应该被理解为似乎诗人就像一个难以置信的国民经济学家那样会首先认识到比较有利的民族状况和社会状况，并形象地看到其实现的可能性。更应该说，他将像从前的艺术家在神像的基础上继续创作那样，在美丽的人像基础上继续创作，并预感到下列情况：在我们的现代世界和现实之中，没有对这一世界和现实的人为的抵制和制止，美好而伟大的灵魂现在尚能达到和谐匀称的状态，并通过这种状态获得可见性、持久性和典范性，也就是说，通过激发模仿和妒忌，能够帮助创造未来。② 如此，尼采明确地指出，艺术家能够成为指引未来的路标。因为在塑造生活的过程中，诗意的力量并未耗尽，这些力量能够集中于艺术家身上从而服务于这样的目标：暨以自身的艺术创作为未来指路。当然，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147节中，尼采指出艺术具有召唤亡灵的作用③，由此，尼采将艺术交付给了追忆往昔的记忆领域，经由艺术，我们进入的绝非形而上的世界，而不过是前科学的原始世界。而此时，尼采已然纠正了他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中的观点，艺术具有了指引未来的积极作用。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何种类型的艺术能够成为路标艺术呢？这种路标艺术的具体特征是怎样的呢？路标艺术的典范究竟又是什么呢？在《见解和箴言杂录》第114节中，尼采强调：“来来的优秀诗人将只描写现实的东西，完全不去考虑以前的诗人用来大显身手的任何幻想的、迷信的、不太可靠的、渐渐消逝的题材。只有现实，但远不是所有现实！而是一种经过挑选的现实！”④也就是说，在尼采看来，路标艺术是一种现实主义的艺术，这种现实主义的艺术并不关注所有的现实，而只是聚焦于一种经过挑选的现实。正如尼采在第99节中提到过的那样，作为路标的诗人应该像从前的艺术家在美丽神像的基础上继续创作那样，在美丽人像的基础上继续创作，那么，尼采所强调的“经过挑选的现实”毋宁就是具有美感的现实。而当艺术家描绘具有美感的现实之时，他就有能力去创造指向未来的典范和榜样，从而成为指引未来的路标。如此，路标艺术便是一种描绘美感现实的现实主义艺术，那么，正如朱莉安·杨（Julian Young）所言：“注意到这样的情况，在‘路标’的理念中，我们发现了日神艺术的复原。”⑤诚然，此时的路标艺术继承了日神艺术聚焦于美感特质的核心理念，但性质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它已不再如日神艺术般具有“谎言”和“假象”的性质，不再在自我欺骗和逃离此在世界之中暂时缓和此在之痛苦、荒谬与恐怖，而是肯定此在世界，更加诚实地面对和描绘此在世界，鼓励人们朝着未来理想化的方向（成为具有科学精神的有价值的人）改造自己，从而找寻到生命的意义和价值。 既然路标艺术是一种描绘美感现实的现实主义艺术，那么此种艺术就不是关乎彼岸愿景的艺术，而只是诚实描绘此在世界的艺术，如此，音乐便被排除出路标艺术之外。因为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中，尼采虽然极力批判他早期的音乐观，强调音乐不过是在与诗歌的古老联系中具有了表达内心的象征能力，其本身并不是意志的直接写照，但同时指出音乐之中依旧存在着太多形而上的残余，就如尼采在《人性的，太人性的》第一卷第153节中指出的那样，那些放弃形而上学的自由思想家，也会在聆听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后，内心荡漾起永生之梦。不仅如此，尼采在《见解和箴言杂录》第171节中还明确地指出音乐是作为每一种文化晚期的产物。音乐并不是一种普遍的、超时代的语言，而是表征着特定时代的精神，毋宁说就是每一种文化衰退期的艺术症候。由此，中期尼采严厉批判了瓦格纳的音乐，指出瓦格纳的艺术产生自一种处于迅速败落之中的文化土壤，瓦格纳的音乐艺术是一种倒退的艺术，必将随着它所依靠的文化土壤的消亡而消亡。那么，音乐作为每一种文化晚期的产物，必然不具有指引未来的功能，即使尼采所推崇的古典音乐，在某些方面具备了路标艺术的和谐适度的特质，也不能视之为路标艺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