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5-7068(2020)02-0084-09 2020年4月，是鲁洁教授90华诞。鲁洁教授是南京师范大学土生土长的教育学者，自改革开放后在我国教育学学科建设和道德教育研究中，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形成了富有人学特色的教育理论和生活德育思想。带着对鲁洁先生90华诞的祝贺，编辑部委托南京师范大学冯建军教授(以下简称“冯”)就鲁洁教授(以下简称“鲁”)的德育研究与实践进行专访。 一、无“人”教育的批判与人学教育理论建构 1.朦胧的教育人学思想 冯：鲁老师，国内很多学者都知道您是做德育研究的，其实您的德育研究与基本理论研究是密切相连的，甚至可以说，基本理论研究是您德育研究的前提。我是跟着您学习基本理论的，尽管您没有提到“教育人学”这个词，但我觉得人学思想贯穿您思考教育问题的始终。 鲁：我们这一代人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二十多年的政治运动，使我们失去了生命中最宝贵的时光。改革开放后，我们首先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学科建设。我当时担任教研室主任，带着大家一起商讨教材建设，也是反复讨论，反复修改，最后写成了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那本现在大家常说的绿皮《教育学》。这个《教育学》出版后反响不错，也一直没有修改，直到前几年，好像还都在印刷。今天看来，有的观点已经成为常识了，但也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 比如说对“教育”概念的认识。“教育”这个词在“文化大革命”中，等同于社会实践、社会运动。学工学农，就是教育。自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工农群众就是老师。那时一般就是这样理解的，把教育概念弄得很乱。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教育的那种“泛化”理解，要说也是对的。从广义的角度上来讲，也是教育。每个人都在实际生活中间、实践中间接受教育，问题是怎么能说明专门化的学校教育。广义的教育泛指增进人们知识、技能、身体健康以及形成改变人思想意识的活动。但狭义的教育是指什么呢？我们强调是“学校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我记得给学生上教育学课的时候，花了半节课的时间讲什么是“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地施加影响”，这样的说法，现在推敲起来还是有点问题的，因为它强调了教师对学生的控制，没有看到学生的主体作用。从现在的眼光看，这个定义并不完备，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这是对那种教育无计划、无组织的一种“拨乱反正”。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教育就是到农村、工厂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实际上消解了学校教育的基本特征，这样理解教育的危害很大。所以，做这样的区分，强调“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我觉得当时在理论和实践上都有重大的意义。现在看来这样的一个提法实在太平常不过了，是一个常识性的东西，但在当时是一个很大胆的提法。 冯：我上本科的时候，有一本书，我印象深刻，书名叫《教育本质问题的争论》。20世纪80年代，我国兴起了教育本质的大讨论，这本书好像是全国教育学研究会一次学术年会的论文集。书中关于教育本质的认识，很多观点都是围绕上层建筑和生产力来说的。我记得您在书中也有一篇文章，就是讲“教育是培养人的活动”。当时给我的印象不入“主流”，有点“另类”。 鲁：你说的这个事情，是20世纪80年代关于教育本质问题的大讨论。那个时候对教育本质的讨论还纠缠在教育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上，有两派不同意见。对教育本质的这种理解，实际上使用的是教育以外的概念来界定教育本身。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当时还是跳出了这个框框。因为教育是上层建筑还是生产力，我觉得说的都不是教育的本质。所以我在谈教育的本质的时候，认为不能把教育扯到其他上面，教育就是教育，教育的定义需要从教育自身找起。循着这个思路，我就从教育自身的各种要素之间的内在矛盾、运动来说明教育的本质。我当时就想努力去改变那种讲来讲去最后教育不是教育的各种思路。教育是上层建筑也好，生产力也罢，其实讲的教育都不是教育。我们努力想使教育成为教育，教育就是它自身。教育不是其他东西，不能完全被其他东西所左右。我们最后得出的结论其实很简单，教育就是培养人的活动，或者是培养人的一种实践活动。这也是当时教育政治化的教训，促使我得出的结论。今天教育还是受到政治、经济等各种外在因素的冲击，但我依然坚持教育就是教育，就是育人这样的观点。 2.无“人”教育的批判与反思 冯：您在当时界定教育本质概念时候，可能也没有明确的人学意识，只是觉得教育不能再是政治、经济了，教育就是教育，教育就是培养人的专门实践活动。在我看来，这个认识不仅充满了人学思想，也是您教育人学思想的开端。后来，我阅读您的著作时，发现您对教育人学的认识，都不是纯粹抽象的思辨，而是从现实入手，从批判现实教育无“人”的现状开始的。 鲁：教育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是一个实践问题。尽管教育学不一定是实践之学，但教育学一定关注现实，关注现实中的人。马克思批判费尔巴哈抽象的唯物主义，在他看来，“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1]所以，我们对教育、对人的理解，不能走抽象的路子。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相当一段历史时期内，我们的教育基本上是阶级斗争、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发展到“文化大革命”极端的时候，教育连“工具”的角色都不要了，直接变成政治活动，“停课闹革命”，学生参加大批判、大夺权的“大革命”运动，不上课了。教育也不是教育了，学校也不是学校了。这场政治运动，教育完全被政治所裹挟，甚至到了“谈人色变”的程度。人性化的教育观念和实践都会被扣上资产阶级人性论、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的帽子，遭到无情的打击和批判，比如斯霞老师的“童心母爱”思想。历史已经证明，这样的“教育”培养的是没有人性的政治工具。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我们这样一代人，对此都特别有体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