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近代以降，中国教育哲学主要面临着如何寻求自我、确立自我的问题。20世纪30年代，中国教育哲学界曾围绕“中国教育哲学之方向”展开过一次大辩论，这场大辩论本质上都没有否定教育哲学的中国化，而是致力于寻找一条教育哲学中国化之路，并以此为契机，中国教育哲学超越了对西方教育哲学的初步模仿，进入了自觉建构阶段。[1]历史地看，中国教育哲学对自我的寻求和确立，是与中国教育的现代性一起发生的。确立现代性并超越现代性构成了中国教育哲学的特殊性，也形塑了中国教育哲学的自我认同。对中国教育哲学现代性的发展做出明晰的审辨，既是教育哲学学科发展的内在需要，也是教育哲学盘点思想资源、梳理发展脉络、统整学理价值、明确发展方向的需要。对中国教育哲学自我认同进行逻辑审辨，本质上也是指我们应该确立怎样的分析框架来回望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而分析框架从根本上讲不是历史学的而是解释学的，其任务主要是明晰中国教育哲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一发展进程。 一、自我寻求的维度：历史·比较·实践 中国教育哲学在发展中前行是一个历史事实。这些历史事实必须在其所嵌入的解释框架中才能显示出意义来。之所以必须要确立一个分析框架，是因为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本身需要一个解释性的说明，即这一发展过程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发展逻辑，这一运动过程是什么，它为了一个怎样的目的在发展着。更关键的是，要想从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逻辑背后看出些什么，总需要去确定一个看问题的视角，以便建立起学术研究自身所需的边界性和约束性。教育哲学做出了什么，受制于解释者想看出什么，而想看出什么，则取决于怎么去看。如此一来，分析框架的确立本身既是理性的自觉，也是学术研究的必然要求。 对中国教育哲学发展逻辑的追问本质上不是编年性的，而是对中国教育哲学历史进程的存在论理解。人们总可以从各种维度解释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何以可能，何以如此，对此学界已有诸多洞见。[2]而所有这些洞见都从属于理解与解释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效果史”。所有这些理解与解释也将不断地进入视域的融合过程。中国教育哲学的历史及其发展，总处于理解与解释的开放状态中，都敞开了其历史的可问性、可理解性与解释的可能性。这也恰恰揭示了人文科学真理所特有的悬而未决的本质。因此，我们更愿意把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逻辑审辨视为某种思想实验。在某种意义上，这种逻辑审辨不是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给出某种定论，而是在进行“提问”。当我们对“中国教育哲学是怎样发展起来的”这一问题进行追问时，事实上就已经进入了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处境，敞开了对这一问题进行层层追问的可能性。对中国教育哲学“作为……”的领会其实已经是对历史事实的先行把握，它通过对中国教育现代化发展乃至社会发展“何为”的方式将历史拉至领会者的视野，并从而构成对当下的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作为”，对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可能的筹划有所“作为”。对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逻辑审辨由此转变为对中国教育哲学发展何所“作为”的“寻视”。 如欲对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做出整体的发问，就需要把中国教育哲学放置在特定的时空背景下去考察。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社会的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甚至是为其所决定的，而衡量中国社会的发展与进步，就有必要把它放置在历史之中特别是放置在近代之后的历史中去考察；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是与西方教育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教育思想的创立联系在一起的，而衡量中国教育哲学的世界性，就有必要把中国教育思想与西方教育思想放置在一个比较的框架之中去考察；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是与中国具体的教育实践联系在一起的，而衡量中国教育哲学的有效性，就有必要把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放置在中国教育实践的场域之中去考察。 (一)历史：继承与发展 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既是继承其学科前史的结果，也是在继承中不断发展、创新的产物。对中国教育哲学的考察一般来说会从三个相互联系的问题展开：它是不是发展了？它有没有自己的目的？它的价值是什么？显然，这三个问题也就是历史哲学的三个基本概念，即关于发展的概念、关于目的的概念，以及关于价值的概念。[3]学界对中国教育哲学发展的回顾性反思本质上都是希望能抓住那些对历史反思来说真正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说中国教育哲学发展了，那么它发展了什么？中国教育哲学的真正贡献是什么，价值何在？教育哲学研究工作者以怎样的姿态回应了时代精神？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有清醒的历史理性。 中国教育哲学经历了一个从思想形态到思想形态与学科样态并存的发展轨迹，而思想形态与学科样态的并存本身也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从20世纪20、30年代开始，中国教育哲学就有了一个一以贯之的发展特性，那就是积极响应时代的召唤，创造中国化的教育哲学。随着时代的发展，建构中国气派的教育哲学已经成为现代中国教育哲学的历史任务。这就决定了对中国教育哲学的考察必须放置在历史之中，并将中国教育哲学在回应时代召唤中的自我形塑视为教育哲学的理性自觉。 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史的存在样态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把中国教育哲学发展放置在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之后的历史框架中去考量是贯彻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考量中国教育哲学现代性发展历程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历史维度的建立有利于避免割裂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与中国历史特别是近代历史的有机联系；能够把中国教育哲学的发展与发展的历史条件，特别是物质生产条件和思想条件结合起来；明确中国教育哲学发展在历史脉络中的价值，特别是教育哲学对其所处的时代的贡献。马克思主义认为，每一时代的观念都是那个社会的经济结构所决定的，不能抛开观念生产的具体的历史情境去抽象地谈论“观念推动力”。把中国教育哲学现代性的发展放置在历史之中，根本上也就是将其置于它所处的时代特别是生产力、物质生产条件和生产、生活方式中去考察。教育哲学是一种思想的、观念的力量，但这种力量无法超出它所处的时代。时代精神不仅塑造了思想、观念的生产方式，也支配性地形塑了这一时代思想和观念的精神气质、价值系统、话语体系、世界观念和行为活动。思想者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被牵引过去并沉浸其中。正是这种生产方式的客观性才造就了历史发展的规律性，从而造就了思想观念生产的规律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