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哲学家雅斯贝斯(K.Jaspers)曾经说过：“完成从而认识理性是什么，从来是并且永远是真正的哲学任务。”[1]如果说哲学的真正任务是认识理性，那么，教育的真正任务则是遵循和培养理性精神。 一、理性与理性精神 作为人之为人本质特征的“理性”，历来是西方哲学的重大主题，也是构成现代性之核心精神。但是关于“理性”的界定，西方哲学中并没有一个共识，它是一个“历史性”的概念，不同历史时期，“理性”具有不同的内涵，也有不同的类型。 古希腊哲学中的“理性”(reason/rationality)是与宇宙本质、世界本质相关联的。古希腊人认为，世界万事万物背后都存在一个“始基”或“逻各斯”，它作为万事万物之所以存在的“终极原因”或“根据”，而理性就是这种根据或原因，人类借助“根据”就能获得对于事物的认识与理解。因此，理性就是内在于万事万物中的本质性结构或内在秩序(普遍规律或必然性的真理)，构成了万事万物都必须服从的根本尺度与法则。人类对于这一终极原因的把握也必须依靠理性，因而理性就是人类所独有的对于世界终极原因把握的认识能力，也就是对于事物本质和客观规律的科学的总体性认识能力和方法。人是理性的存在物，理性构成了人的思想和行为的终极根据，亚里士多德说：“对于人来说，这就是以理性为根据的生活，因为它才使人成为人”。[2]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古典理性观之理性是融真理、自由、价值(善)于一体的。在柏拉图理性主义传统中，理性与真理和至善结为一体，理性自身是一种道德价值，理性的生活同时也是理想的道德生活，理性占有道德真理和知识真理，理性与真理、正义、价值和至善之间有必然的联系。[3]在古希腊，自由被看成是人之为人的根本，是希腊人的人文理想。那么，如何保证这样的自由呢？古希腊人认为，自由的人是理性的人，只有通过理性生活才能确保自由。希腊文明把理性和知识作为人的基本存在方式，也是作为习得理想人性(自由)的基本方式。对“自由”的追求是希腊伟大的科学理性传统的真正秘密之所在。[4] 启蒙运动以来，理性观念有了重大转向。理性主义(Rationalism)是启蒙运动(Enlightenment)的核心特征之一，其思想先导是17世纪法国哲学家、数学家笛卡尔(R.Descartes)的“我思故我在”。笛卡尔从推崇数学推理方法出发，将理性作为知识的惟一源泉，否定了神学信仰对人的支配。他说：“那种正确地判断和辨别真假的能力，实际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良知或理性的东西。”它是“惟一使我们成为人并且使我们与禽兽有区别的东西”。[5]笛卡尔以理性作为致知的方法论起点，首先确立了个体的主体性地位，既标志着理性观念的一个重要转折，同时其“我思”概念也成为现代西方哲学的起点，并为近代自然科学开辟了道路，为近现代的理性精神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正如英国经济学家、思想家哈耶克(F.A.Hayek)评价的那样，“正是经由笛卡尔，‘理性’这个术语才改变了它的含义。对于中世纪的思想家来说，理性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人们在遇见真理尤其是道德真理的时候认识这种真理的能力，而不是一种依据明确的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能力”[6]。 随后的德国哲学家康德(I.Kant)就是在个体主体性的意义上界定了启蒙。他认为，“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就对运用自己的理智无能为力”。[7]康德分别从科学认知与道德行为两个领域对理性进行了区分与批判。他把理性划分为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前者主要是科学理性，后者则涉及价值、道德。康德以后，经过黑格尔将理性视为“绝对精神”的转化，加之后来近现代科学技术的辉煌成就，理性(尤其是科学理性或工具理性)被认为是人类最高级的能力，已然确立了自己最高原则的地位，成为哲学的核心和唯一正确的方法论，成为启蒙时代的核心精神。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Weber)在研究西方现代社会形成中，提出了两种理性：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与价值理性(valuerationality)。所谓工具理性关注为了达到预期的目的和效果，如何运用最有效的手段或途径。这种理性观不关心目的的正当与否，只考虑最后能否达到目的，即用功用、利益、成功及效果来权衡利害得失。所谓价值理性关注行为与目的的非功利性，以道德理想、人性尊严或绝对信念作为价值标准，不计得失。 启蒙运动以来，人们普遍持有“理性万能论”，相信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的无限与绝对的力量；同时把理性及科学技术当作是人的本质力量、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确证，认为凭借理性人类能够绝对合理地重建自然与社会秩序，能够带来持续的进步、自由、幸福、文明。可以说，理性废黜了神性的“上帝”，成为改造一切、主宰一切、衡量一切的新的权威，一个“理性为王”的时代已然来临。然而，与人们预期相反，“理性为王”的时代并没有兑现理性的承诺，相对于近代，虽然现当代人类的物质生活水平、社会文明程度都有了实质性的巨大发展，但是一个完美和谐、幸福和平的世界并未到来，而两次世界大战式“现代性大屠杀”、极权主义恐怖暴力式控制、全球性生态危机、区域性人道主义灾难等等都唤醒人类对理性尤其是“工具理性”以及奠基于上的现代性进行全面反思与批判。批判者认为，启蒙运动以来，尤其是近现代科学技术的助力，近现代理性的自我分裂与自我矛盾，导致了工具理性尤其是插上了强大的科学翅膀的技术理性无限扩张，全面渗透到经济生活、社会管理、文化科学活动等等方面，一个全面工具理性化的现代社会成为无所不能、主宰个人的绝对力量和“新权威”，使得理性的个人逐渐失去自由与独立，丧失了业已获得的主体性。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J.Habermas)将其称之为“生活世界的内在殖民化”，他说，“我们错误地将来自工具理性的标准应用于生活世界的问题中，以及应用于那些完好地存在于它们自己的社会领域的制度中。”[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