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与国家是一个历史的成长过程。人们对国家成长的认识及所形成的概念却有很强的价值取向。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大突破的轴心文明时代，中国的先贤们是参与者，他们贡献出独特的思想，迄今还熠熠生辉。没有中国先贤的贡献，就无所谓轴心文明时代。人类思想上第二次大突破是17～19世纪的思想启蒙，主题是重新设计一个现代世界。只是这次突破是西欧国家所执牛耳，甚至一方独大。中国是这次思想突破的缺席者，也失落为消费者。而思想的重要功能是通过一个个概念建构起一个“规范的世界”。这一“规范的世界”与“自然的世界”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异，只是人们长期身在其中，不得自觉。但思想启蒙的一个重要后果是被启蒙者的自我觉醒和主体重构。觉醒后的中国学者的重要使命便是基于历史的“自然的世界”对于“规范的世界”的概念进行清理和辨析，并对历史的“自然的世界”进行重新解释。本文继对自由、专制、人权、威权等概念清理之后，再就中国文明与国家成长的“早熟论”作一辨析和重构。① 一、“早熟”的定义及背后的价值 人类社会从初始的自然形态开始，便形成了一个天然法则：“先入为主”。谁先进入某个领域，并能取得支配地位，谁就有可能成为主导者，处于该领域的高端地位。后到者势必受其制约和影响，处于低端地位。这便是先占原则。 在思想意识领域，一些人最先对一定事物产生认识，并通过概念对事实加以定义，即对于一种事物的本质特征或一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作出确切表述，便会构成定义权。知识生产的领导地位是由定义权决定的。② 在人类思想第一次大突破的“轴心文明”时代，世界历史还只是地方性历史。当时的思想家们只是不约而同地进行思想生产，相互之间没有交流，也没有相互产生影响。人类思想第二次大突破的时代是一个从各民族相互隔绝到相互依赖和影响的“世界历史”。思想生产与物质生产一样不再只是局限于地方性和民族性，而会对全世界产生影响，并会形成生产者和消费者的关系。作为第二次思想突破发源地的西欧的思想家创建了一个个概念，来定义他们所认知的事物，并通过传播产生广泛的影响。文明和国家成长的“早熟论”便是其中之一。 19世纪，随着资本的扩张，世界历史进程将一个个西方人陌生的文明和国家展现在他们面前。思想家通过比较，对这些文明和国家进程加以认识并给予定义。中国文明与国家是其中之一。“早熟”是代表性的定义之一。 马克思具有宽广的理论视野和深邃的历史眼光。他对世界文明进行了比较，描述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文明进程的起点和特点。他以形象化的话语对人类不同文明的生长进行了比较，认为“有营养不良的小孩，也有早熟的小孩，也有发育不健全的小孩。在古代氏族中属于此类范畴者甚多；惟希腊人为发育正常的小孩。”③在马克思看来，许多非西方国家的形成，“在历史上所走的路程是前行的，比希腊、罗马的历史差不多早了一千年。”包括“马克思所讲的‘收取贡纳的国家’或‘东方专制君主的国家’”；还包括“土地为国家所有的路径”等。“这不能不说是‘早熟’。”④ 马克思关于“早熟”的定义注意到了人类世界进程的多样化，发现各个国家的文明进程的差异性。“早熟”主要是指文明进程中时间的早晚。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尤其是肯定了东方国家的文明进程在某些方面比西方更早。这一观点对后世的影响很大。特别是近代以来被视之为野蛮落后国家的学者，引用这一定义说明本民族历史的优越性。如被视之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先生多次引用“早熟论”证明中国文明早于或优于西方文明。他说：“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早熟……现在更正确地指实来说，那就是人类理性开发的早，想明白中国过去的文化，及中国未来的前途，都要先明白这个东西——理性。”⑤钱穆亦是少有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在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对中国传统持激烈批判态度的进程中，他一再表示对中国历史传统的“温情”，并引用“早熟”的观点。他在研究中国历史时提出：“中国史为何似比西方历史先进？这是否可称为中国历史之早熟？”⑥ “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⑦19世纪，随着现代国家在西方的成长和成熟，西方学者发现直至19世纪在西方国家才出现的现代国家要素，早在中国两千多年前便已出现。最有代表性的学者是马克斯·韦伯(Max Weber)。韦伯在研究西方现代国家中的非人格的官僚体制时发现，这一体制“自从秦始皇以来至当前的中国”便已存在。行政官僚体制比西方早了两千多年。⑧这一观点对后人的影响很大，并归之于国家“早熟论”。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是当代美国最有影响的学者之一。他多次引用“早熟论”的观点定义中国的国家成长。“依马克斯·韦伯的标准，中国出现的国家比其他任何一个更为现代。中国人建立了统一和多层次的官僚行政机构，这是在希腊或罗马从未发生的。”“所谓的东方专制主义不过是政治上现代国家的早熟出世。”⑨他在说明古代中国为何能够在广阔的领土上维持政治统一，答案是“中国国家早熟的现代化，使之成为社会中最强大的社会组织。”⑩国家早熟最重要的表现便是组织化和非人格化的行政官僚体系。黄仁宇是近些年在中国有广泛影响力的学者。在书写中国大历史时，他多次使用“早熟”的定义。他认为，“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11) 定义是学术话语的核心，可作多种理解和运用。从话语原创及其影响看，“早熟”可作两种理解：一是与“早迟”对应，即文明进程的早晚时间。这一理解没有价值取向；二是可与“早衰”，即有的文明和国家进程因为过早的出现而导致后来的停滞和落后。这一理解有一定的价值取向。相当多的学者都是从这一意义上运用“早熟”定义的。如福山在肯定中国的行政官僚体系的有效性比西方国家更早之后，又强调这种体系“越是现代和制度化，它的专制就越是有效。”(12)而后者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黄仁宇也是从近代中国落后衰败的角度使用“早熟”的。他在表达“中国自秦汉以来的统一，可谓政治上之初期早熟”时，紧接要说的是，“很多地方上的习惯，在其他国家可能造成法制之基础者，在中国则缺乏发育成长的机会。”在表述“中国政治体系的早熟在当日不失为一种成就”之后，紧接着要强调的是“可是中国人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13)即使是作为文化保守主义者的梁漱溟和钱穆也是将近代中国的落后衰败归之于“早熟”，是过早的“成熟”导致了后来落后的“早衰”。侯外庐更是直接认为，“中国的国民思想之所以‘晚出’，是古代社会‘早熟’的必然结果。”(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