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政治是运动的政治 运动是现代政治的典型特征。这主要是西方化以及西方化的全球性扩张的结果。现代政治运动有两个方面。首先是它的意识形态特征。政治运动有一个随时代变化而变化，但保有基本主张同一性的意识形态。这与传统社会是不同的。在传统社会，政治观念不同于关于自然或宇宙的自然观念。也就是说，人们可能有很多种关于生活意义、宇宙本质、艺术特性的观念，但是，在政治方面，却只能有一种起根本支配地位的观念。也就是说，对于诸如这些问题：什么样的制度安排是合理的；权威的来源何在、人的政治性的义务是什么；美好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等等，基本上答案是一致的。谁应该拥有权力，谁应该下达命令或执行法律，谁又必须服从，答案是明确的、权威性的。传统的政治是非参与的政治，除了明确因为血缘关系天然地享有政治统治权的人，或者通过最严格的选拔（以中国古代为例，在汉代，是举贤良，隋唐后是科举）程序进入统治集团的人以外，一般人，至少在社会的常态，认为政治即统治①，而自己仅仅是被统治者，与统治甚至政治本身，是无关的。但是在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理想社会的想像、实现理想的渴望与改造社会的热诚，罗尔斯所谓的理性在自由的环境下运作，产生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②。这些政治运动，构成17世纪以后西方政治史的主要风景线。 第二是群体化与组织性。通过组织或宣传手段，或多或少公然地或公开地要求动用社会的资源来实现自己的社会改革方案，越来越指向政治权力，或者至少使自己的意见或要求被当局或社会听到，是现代政治的明显特征。在西方，通过竞选的机制控制权力，政治组织谋求把自己的想法变成政策；而在政治不开放的地方，通过暴力性与会党性的组织取得政权，便成为另外一种选择。历史地看，在民族国家的层次，政治共同体越能对各种政治运动持宽容的态度，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就越有可能处于守法状态；相反，政府对各种政治运动越持压制态度，它们所积聚的破坏力就越大。在西方，政治运动虽然有可能对社会造成巨大的灾难，但是，它们的存在仍然被看成是神圣的权利。在这方面，纳粹与当代世界中各种各样宗教极端主义，就是典型的例子。 虽然现代政治由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构成，但是总的说来，公民权运动（民主运动或自由主义运动）、追求至善理想的运动以及追求某种宗教与文化的同一性的运动，构成现代政治的主要风景线。无论在民族国家层面的还是在国际政治层面，公民权运动的目标是建立欧美式的民主制度，它的意识形态是自由主义，认为个人权利的保护是国家的基础；而在所有的权利中，与古典的自由主义注重生命与财产不同，现代的自由主义更注重政治言论的自由，注重或强调在自由选举之上安排政治职位。自由主义无疑是欧美政治制度的观念基础③。但是，由于顽固要求按照西方甚至美国的方式建立民主制度，对西方以外的地区不断进行指责，这个运动已经成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一个令人不安的因素。由于缺少欧美的基本的制度安排，由于对欧美方式的过度理想化，也由于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鼓励，公民权运动的核心是建立竞选式的政治游戏规则，在非自由主义的世界，变成了一种类似于秘密会党的运动，许多优秀人士走上了与政府为敌的道路，他们的牺牲精神与高昂的理想主义，加深了社会裂痕，增加了社会成本。 相比之下，另外两种运动，几乎是对自由主义运动的回响。追求至善理想或至善的社会状态的运动，一方面，是历史上各种救世的社会理想的继续，因为在几乎所有的文明中，至善理想的思想都是很丰富的。另一方面，它也是对自由主义或者西方民主制度的决不缺乏真诚的超越。在现代世界，简言之，世俗的追求至善理想的政治运动，无论在国际还是在国内政治中，都受到公民权运动的强烈挑战。这只要看一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与第三世界的意识形态争论就够了。 在西方世界凭借其物质的与思想的力量在全世界建立霸权的过程中，它对其他文明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严重的冲击。特别是在伊斯兰文明中，西方的霸权唤起了保持自己的文化同一性、保持自己的宗教信仰之纯正性的运动。这种运动的激进形式中，他们采取极端的形式，表达对宗教与生活方式的忠诚，要求西方的力量退回到自己的范围内。这种解决文明冲突的极端方式，有可能扩展到所有文化的内部，产生了极端的危险性。 当代政治意识形态皆不可以成为现代政治的观念基础 现代政治是由各种各样的政治运动构成的。政治运动既展开人类生存的诸多可能性（中立地说，无政府状态，现代西方意义上的极权状态，和自由民主状态，都是人类的生存的可能性），又使人类的政治生活具有很大的风险性④。要在人类的政治经验中既包容又限制政治运动，既让它们展开人类的生存视野，又减轻它们对人类的损害，就应该建立一种底线的、共存的也是和解取向的政治。 追求平等的政治权利的自由主义，是现代世界主流的政治意识形态。但是，从现代史来看，它只是众多的政治运动中的一种，它并不能为现代世界提供充足的政治框架。自由主义的公民权运动为什么不能成为框架性的？很明显，它是西方文化在其独特的历史条件下发展出来的政治游戏规则，有着非常复杂的历史起源。它的确在西方文化以外，产生了无数的仰慕者，但是，从经验的角度看，而不单单从维护某一特定的、反自由主义的政治安排的角度看，毕竟还有，而且也应该允许有这样的可能性：在世界的某个地区有着广大的人口，他们可能根本无法接受自由主义对国家的理解。突出之点有两个。第一点，他们对国家持感恩的态度，或者说，持一种庇护者的国家形象；这种态度，奇怪的是，即使在西方民主制度的源头希腊与罗马，也是很通行的。换句话说，自由主义的视国家为“必要的恶”、为个人自由的天然敌人之说，离亚里士多德、西塞罗几乎与离孔子一样遥远。那种主张严厉限制国家、且用权力限制权力的做法，在近代以前是很难理解的，也的确是与常识相距甚远的。很明显，说雅典或罗马的某一位高级官吏，特别是执政官，有可能渎职，或者说，用一种时代误置的词来说，有可能“侵犯”雅典或罗马公民的权利，这也许是希腊罗马人可以勉强理解的说法；但是，说存在一种抽象的国家，一种霍布斯式的“利维坦”，它是权利的天敌，这是雅典人无法理解的。在古代希腊和罗马人看来，“城邦”是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公共福祉。共和国（res public），理想的，也是可以接受的国家，就是“大家的财产”（commonwealth）。的确，罗马人创造了权力相互检查的“共和制度”，但是，那出自一种非常不同的政治哲学：不是因为国家是恶，而是因为要处理不同的利益关系，更好地发挥国家的“公共利益”的特性。而这正是西塞罗政治观念的核心。第二点，重要的官职由竞选产生，由投票产生，这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治的支柱之一，但这种实践，同样受到思想家的检查，苏格拉底对拈阄产生高级官吏的批评，也受到西塞罗的强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