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知识界的主流一直不认同甚至敌视特朗普，对他的负面评价相当普遍，也相当激烈。①而对特朗普现象的学术定性，除被边缘化的少量保守主义学者外，主流学者和媒体人基本上是众口一词，即将其视为民粹主义的兴起。②民粹主义概念被改造成了一个筐，对特朗普的各种负面标签都被装进这个筐里。显然，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与19世纪以来公认的民粹主义主流有明显的不同。按学界以往对民粹主义的理解，特朗普与之虽有某种相似或交叉之处，但实质上差异甚大，甚至完全对立。于是，大多数学者将特朗普及其追随者与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欧洲右翼势力一起，称为“新民粹主义”(neo-populism或new-populism)。③所谓“新”，就新在他们是“右翼民粹主义”(right-wing populism)。④而右翼的主要标志有两个：一是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一是威权主义。所以，特朗普牌号的民粹主义又往往被加上“民族主义”“威权主义”等修饰词，成为“民粹民族主义”(populist nationalism)⑤、“威权民粹主义”(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传统的民粹-威权主义”(traditional populist-authoritarian)⑥。有人索性把排外和威权两者结合起来，视之为“排外的威权民粹主义”(xenophobic authoritarian populist)，或“排外的民粹主义威权运动”(xenophobic populist authoritarian movement)。⑦还有人直接称其为“白人民粹主义”(white populism)⑧。 当代研究民粹主义的著名学者缪勒(Jan-Werner Muller)正确地指出了民粹主义概念完全被滥用的乱象：“几乎所有的东西：左派和右派、民主和反民主、自由主义和反自由主义，都被称为民粹主义。民粹主义既被视为民主之友，也被视为民主之敌。”⑨然而如我们后面就要指出的，缪勒本人并没有澄清这个概念混乱，而是将混乱进行到底。民粹主义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学术界在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大体形成了关于民粹主义基本内涵的共识，直到20世纪90年代，这方面并没有原则性的分歧。但是，当西方学者将特朗普现象纳入民粹主义范畴的时候，就不得不一方面对特朗普的思想进行曲解，⑩另一方面对民粹主义内涵进行修改。他们所做的，实际上是削足适履，为特朗普量身定做了民粹主义概念。这可以说是西方知识界对特朗普的“猎巫”行动的一部分。 西方知识界的左转与“旋转门效应” 本来，民粹主义一般是反映和表达下层平民愿望和要求的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所以它的主流具有鲜明的左翼进步主义色彩。历史上公认的三大民粹主义运动——19世纪中期俄国民粹主义运动、19世纪晚期美国人民党运动和20世纪中期以来拉美各国民粹主义运动的主流，都是代表下层平民大众的左翼运动。大体上，他们或者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一部分，或者与社会主义有某种关联。如果再向前追溯民粹主义的前身，古代希腊城邦民主衰落时期由无原则地取悦于平民大众的煽动家(demagogue)操纵的暴民政治(11)、古罗马共和国晚期追随政治强人的平民派(Populares)和无产者(proletarius)(12)的行为，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无套裤汉运动，共同构成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即左翼底层民众运动的传统，其极端的形式即暴民政治。 但是，自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起，西方学者开始把右翼思潮和社会运动归类为民粹主义，其发展的趋势是，越来越强调民粹主义的右翼特征，鉴于其与历史上典型的民粹主义大不相同，于是，他们将其称为“新民粹主义”。有人甚至干脆认为所谓民粹主义就是右翼民粹主义，不存在左翼民粹主义。比如缪勒就明确表示：不应当将美国的桑德斯、英国的科尔宾、希腊左翼联盟(Syriza)和西班牙左翼政党“我们能”(Podemos)与特朗普、法拉奇和埃尔多安归为一类，统统视为民粹主义。在他看来，只有后者才是民粹主义。(13) 缪勒的认识在西方学界具有代表性。即使一些学者承认存在左翼民粹主义，但其关注的重点也在他们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14)当所谓的右翼民粹主义有所抬头时，他们如遇到洪水猛兽般恐慌，毫不掩饰其敌意，共谋遏制之策。在这种场合，人们看到的不是学者客观中立的研究，而是如美国民主党等左翼政党的军师谋士。当学者们谈到民粹主义兴起的现象时，往往只列举各国右翼势力的兴起，而激进左翼的兴起，如法国的梅朗雄、希腊的左翼联盟、西班牙的“我们能”、英国的科尔宾、美国的桑德斯一派和占领华尔街运动，这些真正威胁西方文明前途的左翼民粹主义没有引起学术界足够的警觉，甚至会得到同情的理解和宽容。 这样，在西方学界对民粹主义的研究中，就出现了民粹主义坐标大幅度偏移甚至翻转的现象，右翼民粹主义成了民粹主义研究的焦点。其原因在于，数十年来，具体来说，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西方知识界持续地大幅度地左转，与激进左翼民粹主义的价值立场相当接近，而与右翼保守派的价值立场渐行渐远，直至水火不容。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普遍与激进左翼产生共鸣。从这种立场看上去，右翼保守派就是一种极端现象，被视为右翼民粹主义。甚至有人直接站在左翼民粹主义立场上批评右翼民粹主义，结果就是民粹主义者批评对立一方是民粹主义。这就是旋转门效应：大幅度左转的知识界将民粹主义帽子戴到右翼保守派的头上，为此，他们不得不修改民粹主义的内涵，也就是为特朗普量身定做民粹主义的标签。著名政治学家达尔蒙德没有把左翼民粹主义排除在民粹主义之外，但他特意区分了“好的民粹主义”(good populism)和“坏的民粹主义”(bad populism)，(15)这个“坏的民粹主义”标签是专门为右翼量身定做的，而左翼民粹主义则得到豁免。有鉴于此，我们有必要重新校正评判民粹主义的坐标，才能准确把握特朗普现象的实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