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4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298(2019)06-0102-06 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跨国”的视角审视和研究历史逐渐成为国际史学界的一种潮流和趋势。这场被称作“史学编撰的革命”[1]1正在对史学观念、历史研究领域和历史研究方法产生深刻影响。本文试图对“跨国史”这一史学新潮流的产生背景、研究主题与研究实践做一简要梳理，并在此基础上思考跨国史研究对教育史研究的意义。 一、跨国史研究的兴起 自19世纪以来，历史编撰与书写一直秉承着一种“民族—国家”研究范式，这一历史研究范式一经确立便经由欧洲继而席卷整个世界，成为近代西方史学研究的基础。 这种“民族—国家”史学研究范式之所以肇始于19世纪的欧洲，其原因，一方面在于这一时期国家疆域的界限促成了“民族—国家”意识的苏醒。众所周知，欧洲各国在1648年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之后逐渐奠定了相对稳定的国家疆域。代表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确立的《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也由此开启了近代国际关系史的新局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第一次以国际法的形式否定了教皇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大一统’权威，完成了欧洲的政治区域化进程。《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由此而为以后的西欧民族国家国际政治体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使民族国家成为近代西欧国际政治体系发展的主流”。[2]另一方面，国家疆域的确定使当时的哲学家和历史学家更愿意将历史写作的主题限定在“民族—国家”范围之内。以19世纪最负盛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和同时期最著名的史学巨匠兰克为例，虽然两者在历史研究方面采取的是在后代人看起来截然相反的方法论取向，即，“前者代表着从理论或概念出发研究历史的哲学学派(或称‘史观派’)，后者则代表着从史实或史料出发的实证主义或历史主义学派(或称‘史料派’)”[3]，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都主张国家乃是历史的目的，国家对个人拥有绝对的权力，个人唯有在国家的组织之中，才有真正的自由可言；同时，个人只有在替国家服务才能实现个人的真正意志”[4]。也就是说，不论是传统的以哲学视角观察历史的代表人物黑格尔还是强调“如实直书”观察历史的代表人物兰克，都不约而同地将“民族—国家”作为历史叙述的主体。这种历史编撰与书写的“民族—国家”研究范式，一方面促使历史变成了民族国家史，“民族国家成为专业史学天然的、不证自明的研究单位”[5]；另一方面促成了史学的专业化和国家化。伴随着19世纪之后更多民族国家兴起，史学研究的“民族—国家”范式也随之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认可。 但这种情况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有所改变，随着冷战的结束和全球化进程的深入推进，人员、资本、信息、商品、服务等要素在技术革命下加速了跨国流动和全球范围内的深度融合，与此同时，非国家行为体(如国际非政府组织)在人类生活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传统的“民族—国家”范式的史学研究逐渐为学者们所质疑。越来越多的历史学家注意到，全球化带来的诸如通信技术的发展、跨国公司的勃兴、人口的全球迁徙等现象已经超越了“民族—国家”的书写框架。在他们看来，“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叙事遮蔽了对一国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的理解，忽略了这些发展进程背后的全球力量”[1]13。基于此，他们号召以全球和跨国的视角重新梳理民族国家的历史。 可以说，正是这一时期历史学家对“民族—国家”范式的史学研究进行的重新审视和批判为跨国史的出现做了思想上的准备；与此同时，这一时期出现的“美国史国际化运动”对于跨国史的最终产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所谓“美国史国际化运动”，指的是受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外交史研究中出现的国际化和文化转向两大潮流的影响，美国外交史研究更加重视多国视野和多国档案，打破以往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美国中心论和文化中心主义，重视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对于美国外交史的影响，将美国外交史研究发展成为研究美国国家和人民与其他国家和人民之间交往互动的国际史和跨国史的过程。诚然，这一运动发生与20世纪下半叶以来全球化加速发展之势不无关系。同时，这个过程也不是一蹴而就的，是一个长时期的过程。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作为主要研究近现代美国外交和东亚国际关系史的学者，是这一运动主要的参与者与推动者。1988年，在担任美国历史学家组织(Organization of American Historians)主席之际，入江昭在美国历史学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的年会上发表了题为《历史学的国际化》(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History)的主席演说。他批评美国外交史研究中的“国家化”倾向，指出历史学家有必要对他们的研究“去国家化”(denationalize)，实现“国际化”(internationalize)。“超越国家层面的分析把整个世界视为研究的框架”[6]，将外交史转变成国际史。他的美国外交史研究的“国际化”倡议得到了外交史学者的积极响应，也使美国的外交史成为最早摒弃“民族—国家”研究范式的史学分支。但是，到90年代之后，随着国际关系中非国家行为体影响力的上升和移民问题、环境问题、人权问题等跨国事务和议题的增多，入江昭和他的同事们逐渐意识到，“单纯用民族国家或者国际史的框架，已经无法充分解释这些真正全球范围的新进展”[1]12。90年代末，以入江昭、伊恩·蒂勒尔(Ian Tyrrell)和托马斯·本德(Thomas Bender)为代表的一批美国历史学家结合自身历史研究的经历和实践，最终开始强调用“跨国史”(transnational history)代替“国际史”并付诸实践。其他国家的学者也逐渐受到这些美国历史学家的影响，纷纷开始以跨国的视角解读本国的历史。跨国史研究在国际史学研究中逐渐兴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