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现代思潮中，“艺术”还有没有“真理性”？①在西方美学的传统中，通过阐释和建设艺术作品的真理性，形成了对艺术之价值与意义的最高的肯定，这个传统在后现代思想中是不是还有效？如果有效，那么在解构的时代，在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时代，如何去建构“艺术”与“真理”的关系？ 人们为什么要追求真理？理性的回答是通过追寻普遍性，确立实践的“理想”与评判实践的价值尺度，从而达到对人生实践的指引。但后现代派思潮有一种对“真理”此类概念深恶痛绝的倾向，对一切“元概念”和“宏大叙事”狠加斩伐，这种思潮可以概括成一句话：“真理”这类概念都是骗人的。这种思想最初来自尼采这位用铁锤思考的思想家，对真理概念进行过一番敲打之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 什么是真理？一群活动的隐喻、转喻和拟人法，也就是一大堆已经被诗意地和修辞地强化、转移和修辞的人类关系，它们在长时间使用后，对一个民族来说俨然已经成为固定的、信条化的和有约束力的。真理是我们已经忘掉其为幻想的幻想，是用旧了的耗尽了感觉力量的隐喻，是磨光了压花现在不再被当作硬币而只被当作金属的硬币。[1]106 这些话显然有义愤在其中，但尼采说不清楚义愤因何而起，但这种义愤在20世纪中期的法国成为了一种思潮，这股思潮据说与“五月风暴”有关，这场左派运动虽然没有成功，但它的一些口号令人激动——“禁止去禁止！”“没有什么东西叫做革命思想，只有革命行动”；“前进，同志，旧世界已经被你抛在脑后”——这些口号转化成哲学术语，就是排除一元论、独断论、决定论，反对本质、反对方法，反对本原、确定性、同一性，并以话语、差异、他性、去中心化、语境、缺场和不确定性和生成等等概念，来对抗普遍主义、理性主义、本原、在场的形而上学、本体论、一神论、元叙述和“现成”概念。在这场思潮中“真理”和“美”这些概念，都要经受铁锤的考验。应当说，50年后，人们仍然在使用“真理”这个概念，“真理”逃过了一劫。一个有趣的现象发生了，后现代的思想家们既想敲碎“真理”这个概念；但另一个方面，他们却总是在用这个概念，结果在艺术领域中他们创造出了一种新的“艺术真理论”。 一、后现代状态下“真理”的覆灭 20世纪中后期，西方人首先进入了一种新的艺术经验模式。电影艺术成了时代的最高艺术——它的受众最广，投入最大，对社会现实的介入也最为深刻。电影由于其技术性的原因，在真实性方面被寄予厚望，但很快，随着新的技术手段不断出现，特别是数码影像技术的广泛应用，“真实”这个词在电影中仍然受到尊敬，但却显得过时。在造型艺术领域中，在罗丹、梵高、毕加索和保罗·克利这些现代哲学家的最爱之后，理论家们必须面对源自美国的现代表现主义，面对诸种先锋派，面对亨利·摩尔这样的雕塑家。产生于19世纪的所有美学与艺术理论，都无法解释20世纪中期之后新的艺术经验。美学和艺术理论对于后现代的艺术，正在寻求一种理论上的认可与提升，出于“认可”的需要，“真理”这个词还不能放弃，尽管后现代的理论家们不常用这个词，但显然还离不开这个词。 后现代在其总体的思路与风格上，可以概括为：立足现实经验，否认确定性，强调可能性与生成性。 后现代思想家对于现实的经验，是真正“后”现代的。福柯对于现代社会的经验，体现出对于权力与话语模式的敏感，进而从权力的角度，对包括真理在内的其他人文观念进行了虚无主义式的消解；鲍德里亚则通过对消费社会的经验，从拟像和代码的角度否定了经验世界的真实性，而德里达则以一种“边缘人”的经验，否掉了逻各斯中心主义。 关于真理，福柯认为，有一些话语承担起了“真理”的功能，真理不是关于知识与价值的普遍性与确定性的指称，而是权力话语想要让自己具有普遍性与确实性的一种称谓策略。“真理”由此转化为一种标榜性的称谓，而不再具有确证的意义与价值——这是关于真理的虚无主义。福柯对于真理的虚无化在20世纪具有普遍的影响，在“权力—话语”这一理论路径之下，艺术真理性这一命题必然是话语权力在艺术领域中争夺控制权，或者标榜控制权的一种话语策略，这个词不指称19世纪及之前的艺术真理观的所有内涵，而是转向对艺术的绝对价值的虚无化，因此，既然“真理”是策略，那么“艺术真理”当然也是一种策略。 在《知识考古学》一书中福柯强调了一种非连续性的历史观，他提出了这样一系列问题： 如何阐述那些使人联想到不连续性的各种不同的概念（界限、决裂、分割、变化、转换）……总而言之，思想、知识、哲学、文学的历史似乎是在增加断裂，并且寻找不连续性的所有现象，而纯粹意义上的历史，仅仅是历史，却似乎是在借助于自身的无不稳定性的结构，消除事件的介入。[2]5 这个现象的确令人深思——断裂、不连续性、不稳定性，正在消解我们关于历史与思想史，各学科史之中的连续性的预设，而这种预设由于确立了连续性与统一性，因而具有“真理性”，或者说，我们把知识的普遍性与知识的连续性作为真理的标准，但这一标准正在瓦解。结果是： 这种变化分解了由意识的进步，或者理性的目的论，或者人类思想的渐进所构成的漫长的体系，它对聚合和完成的主题提出了疑问，并对整体化的可能性提出了质疑。这种变化还导致了对不同的体系的个体化，这些体系或并列，或前后相连，或交替，或相互交错，而不可能把它们简化为线型模式。这样，在这部理性的连续的编年史，这部人们一直追根溯源直至开天辟地的编年学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些有时是短暂的，互不相同的，背离独一无二的规律的阶段，它们经常负载着各自特有的历史类型并且是某种正在获得、进化和回忆的意识的普遍模式所不可缩减的。[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