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是中国构建高质量发展模式的关键期、外部风险的集中释放期，也是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期。这就意味着未来几年创造一个平稳有韧性的宏观经济环境十分重要。但近段时间，中国宏观经济运行面临进入新世纪以来少有的严峻复杂局面，国内与国际各种不利冲击事件重叠共振，短期周期性与中长期趋势性影响因素互相渗透，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风险和挑战明显增多。因此，我们迫切需要科学推演未来几年中国宏观经济可能出现的各种情景，超前做好相应调控政策储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有针对性地提出行之有效的对策建议；同时，也要适应宏观经济运行的阶段性新特征，不断创新和完善宏观调控方式，探索出提高政策成效的方法和途径，争取用更低的成本实现预期调控目标。 一、当前中国推进宏观调控的难点与挑战 后次贷危机时代，由于中国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导致政策难以识别经济减速的性质到底是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还是有效需求不足，这给宏观调控带来了极大困扰。如果经济减速的性质属于前者，那么宏观调控应顺势而为，不能盲目刺激总需求以追求高增长速度；如果属于后者，那么宏观调控则应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稳增长。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持续了长达数年的争论，后经过实践的反复验证基本达成了共识，即潜在经济增长率下滑是导致经济减速的首要原因。但近一段时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出现了加速下行的迹象，可能形成改革开放以来首次潜在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滑和产出缺口并存的局面，再叠加上宏观经济走势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预计未来几年搞好宏观调控将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一)关于经济增长减速性质的争论 面对2008年百年一遇的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严重外部冲击，中国果断调整了宏观调控任务和取向，其中，调控任务由年初的“防过热、防通胀”转变为年中的“保增长、控物价”，并于当年四季度进一步调整为“保增长、扩内需、调结构”；财政政策取向由稳健转变为积极，货币政策取向由从紧转变为适度宽松。由于政策刺激力度非常之大，2009年一季度经济增速触底之后迅速回升至合理增长区间。待经济形势稳定后，我们适时退出了超常规刺激政策，货币政策取向于2011年由适度宽松调整为稳健操作。但随后中国经济增长并没有像先前预期的那样进入新一轮上升周期，而是呈现出逐年下滑的态势。 当时学界对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性质的看法是有分歧的。刘世锦(2011)通过对不同类型工业化国家经济增长历史经验的归纳总结发现，当人均GDP达到11000国际元左右经济增长率就会由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速增长阶段，增长率平均降幅约为30％～40％；按照当时推测预计2015年中国人均GDP达到这一水平，相应的潜在经济增长率将从高增长时期的10％左右降至7％左右。蔡昉(2013)从人口红利的视角研究了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变化趋势。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劳动年龄人口数量在2010年达到峰值之后便开始了负增长，人口抚养比也触及谷底后逐步提高，这正式标志着人口红利基本结束，由此他推断出中国潜在经济增长率将步入下行通道的结论。持有上述观点的学者认为宏观调控不能盲目刺激总需求以人为抬高经济增速，而是要顺应经济增长阶段转换的客观规律，转而聚焦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改善潜在经济增长率。但有的学者并不赞同上面的判断，而是认为中国经济减速的性质是有效需求不足导致的短周期下降。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水平仅占美国的21％，而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等经济体在人均收入水平达到美国21％之后的20年内均实现了7.6％～9.2％的经济增速。林毅夫(2014)根据此典型事实推论出2028年之前中国仍具有年均8％的经济增长潜力。苏剑(2015)研究表明，虽然中国的实际经济增长率已下降，但产能增长率并没有下滑，由此得出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性质不是趋势性下降而是周期性回落的结论。持有这类观点的学者主张宏观调控应采取包括扩大政府投资措施在内的更加积极的政策刺激总需求，以防止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引发经济全面衰退的不利局面。 两种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性质的争论在2015年GDP增幅跌破7％之后便进入了白热化状态，因为这关系到是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的总需求刺激政策稳增长。2016年5月9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开局首季问大势——权威人士谈当前中国经济》一文明确指出：“综合判断，中国经济运行不可能是U型，更不可能是V型，而是L型的走势。这个L型是一个阶段，不是一两年能过去的。”这说明中央认可了中国经济减速性质为潜在经济增长率回落的判断，并接受了不过度刺激总需求的宏观调控政策主张。由此，关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性质的争论也告一段落。从近几年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状况来看，在人口红利结束的2010年，GDP增速达到次贷危机以来的峰值10.6％后就转入了持续回落的通道，2012年GDP增速跌破8％，2015年GDP增速又跌破7％，由上一年的7.3％降至6.9％，之后便一直处于6％～7％区间内波动；同一时期，中国物价总体上保持温和上涨状态，就业形势也维持了相对稳定。这表明，中国经济增长减速性质是潜在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降的论断基本得到了现实的验证。 (二)宏观调控面临的新挑战 近一段时期尤其是中美贸易纠纷事件发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边际下行压力逐渐加大，国内总需求扩张疲软且外部需求不稳，部分主要经济指标相继创出历史新低，企业盈利能力没有得到显著改善，对于新动能培育有先导意义的创投资本市场萎缩严重，市场预期总体趋于悲观。中国经济加速下滑的态势部分超出了潜在经济增长率变量解释的范畴，表明经济减速的性质正逐步发生变化，这就要求宏观调控加大刺激总需求力度稳增长(宋瑞礼，2018)。实际上，2018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经提出，宏观政策要强化逆周期调节，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适时预调微调，以稳定总需求。潜在经济增长率趋势性下滑和产出缺口并存，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宏观调控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新情况。按照周期理论推演，目前经济增长下行调整的时间已经足够长，下一轮经济周期复苏回升的时间应为期不远，但迄今为止确定性的周期回升信号仍未出现。种种迹象表明，再次爆发全球性经济危机的概率正逐步增加。由此引申出了一个新的命题，即宏观调控应该采取何种取向反外部冲击？次贷危机时期，中国采取的“积极财政+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组合虽然成功化解了危机，但也遗留了高杠杆、房价泡沫和产能过剩等负面效应，使得市场对该调控取向产生了一定的抵触情绪。这就要求我们尽快找到反危机调控取向的替代方案。此外，最近几年常规性的总需求刺激政策效果出现了边际递减的现象，宏观调控稳增长付出的政策代价越来越高。因此，提高宏观调控成效也是当前和今后一段时期需要亟待破解的重大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