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5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4997(2019)03-0118-08 国家理论在20世纪80年代“复兴”之后，国家建设与政治发展，成为政治现代化研究中时而交锋、时而互补的两条理论主线。查尔斯·蒂利更是直言不讳自己对西欧民族国家形成的研究，用意即在挑战政治发展理论。[1]近二十年来，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现代化目标，被亨廷顿倡导的“第三波民主化”带入一个按西方标准模式预设的理论陷阱之中，致使政治发展逐渐失去感召力。相形之下，国家建设更专注于具体国家体系和能力建设的比较，顾及不同国家地区发展的特殊性，其解释优势日益彰显。依国家建设的解释路径，有望摆脱基于西方国家成长经验而形成的理论桎梏，发展出新的概念范型。随着政治从业者和学者越来越将国家当做治理机构而非战争机器，以及国家治理有效性的吁求近年来对作为西式政治现代化范型的民主化所产生的质疑，“治理型国家”这个新概念范型的提出，可谓适逢其时。[2] 一、反思“财政-军事国家” 从查尔斯·蒂利迄今，国家建设的理论侧重点发生了根本变化，即从现代国家的“财政-军事”集中化特征，转向了国家治理的有效性。这与19到20世纪国家建设的历史趋势是一致的。将西欧早期国家形成置于“财政-军事国家”模式之下加以解释，本身无可厚非，但是若以为它放之四海而皆准，不仅有违初衷，更可能犯张冠李戴之大错。 诚然，历经数十年反复咀嚼，“财政-军事国家”理论已是蔚为大观。不过研究者应了解，这一理论并非查尔斯·蒂利的发明，实来自于马克思与恩格斯解释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启发，这一解释可见诸《共产党宣言》： 资产阶级日甚一日地消灭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由此必然产生的结果就是政治的集中。[3] 马克思与恩格斯明确指出现代化进程的主要特征是“集中”。集中包括了两个齐头并进的进程，即资本的集中化与政治的集中化。他们分别产生了两个不同的组织化后果，前者是生产性企业的蓬勃，后者是现代国家的兴起，中介是城市的发展。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这一重要发现，被查尔斯·蒂利全盘接受，且奉若圭臬，发展为资本集中和强制集中两种国家形成模式。[4] 这个解释模式之所以具有感召力，在于它概括了现代国家作为权力拥有者的两个基本形象。首先，现代国家是一个掠夺者，借助强制力向社会强行提取资源来壮大自己；其次，现代国家还是一个控制者。它通过财政集中和强制集中来强化自己的能力，将权力不断向基层社会渗透，直至对其臣民形成完全监控，使后者不敢越雷池半步。在埃利亚斯、安东尼·吉登斯等“莱斯特城学者”眼中，现代化进程就是国家这一“权力容器”对臣民监控能力提高的进程。[5][6] 当然，财政集中与强制集中并非一致的过程。那些片面依赖商业税的城市国家，或者片面横征暴敛的土地-官僚国家，都在现代化进程中被扫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只有那些将两个进程有机结合在一起的国家，才是最后的胜利者，成为追赶者竞相效仿的对象。在蒂利的众多追随者看来，正是对“财政-军事国家”模式的摹仿，构成了政治现代化的世界图景。 然而，“财政-军事国家”并非轻易习得，否则将无法解释现代化进程中的分岔。比如拉克曼就发现，由于精英斗争的存在，诸如西班牙、荷兰这些早期国家，在维持高水平财政收入的条件下，仍然出现军事能力衰退的非线性回归现象。[7]这表明“财政-军事国家”建设不是一成不变的，本身存在复杂的机制。 “财政-军事国家”解释模式的局限性，在它囿于早期西欧国家的历史经验。下文将提及，脱胎于中世纪的早期国家，当时并非公认的社会治理主体，更多是充当战争机器。社会治理功能更多是由教会、商业联盟、行会这些组织来承担。在马基雅维利那里，“国家”一词没有明确的治理含义，当时的政治，也是争权夺利的代名词。[8]“财政-军事国家”完美地阐释了这段历史，但它既未离开西欧，也未走出早期，无法解释此后一百多年国家形态和功能的进化，尤其是国家权力“公共性”的起源。 早期西欧国家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权威”，而只是“宫廷权力”的放大。这些国家的“公共性”，不可能来自于“财政-军事国家”本身，更多是来自“财政-军事国家”之外的压力，其中最为重要的是身份政治和社会抗争两者。 首先是身份政治。早期国家形成的过程，随着王权铲除土地贵族而告一段落，此时对原属领主之臣民的征召，便在很大程度上仰赖于成功的民族建设，把领土内居住的人口纳入国家主权管辖范围之内，赋予其共同的政治身份，即所谓国民身份。国家俨然成为这种“民族国家”的代表。马克思提出“虚幻共同体”一说，指出现代国家区别于“资本主义之前的生产方式”，在于从“真实的共同体”转化为“虚幻的共同体”，[9]换言之，民族国家的实质，就是将自己装扮为各社会阶级的共同体，以“公共性”争取合法性。从历史经验上，随着欧洲政教分离不断彻底化，诉诸于血缘、历史叙述、文化传统的民族主义来构筑“想象的共同体”，[10]重塑民众生活意义秩序，成为现代国家越来越迫切且不可或缺的政治功能。 其次是社会抗争。“财政-军事国家”单向的集中化提取，必将引起民众抗争。“财政-军事国家”过分偏重于国家作为权力主体的提取能力，而忽视它相应所承担的治理责任，这恰是早期西欧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政治危机的来源：国家向社会索求无度，反而导致社会力量走出狭隘的地方性，直接对国家提出诉求。为了缓解这些危机，国家不得不开始提供一些公共品，使自己的政策目标一定程度独立于统治阶级的特殊利益，表面上具有了“公共性”。正如恩格斯指出“国家驾于社会之上”，要扮演“缓和社会矛盾”的“调解者”。[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