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目前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形同陌路，分属两个不同的领域。即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不涉及制度，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基本不涉及思想。从学科划分来说，中国政治制度与外国政治制度的关系更近，属于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中外政治制度”；中国政治思想史属于政治学下设的二级学科政治学理论下的三级学科，称为“中外政治学说史”。 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大致有两条路径：一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以萧公权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代表，把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大致分为封建时代、专制时代与近世，在此背景下叙述各个思想名家和思想流派。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切入，以刘泽华主编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为代表，把中国古代政治思想史的演变归结为王权主义形成与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对中国近代政治思想的发展规律并没有作深入探讨。两者的研究视角尽管存在差异，但是研究的内容基本是一致的，即以朝代作为主轴，然后以人物列传或学派构成各个章节的内容，在叙述各个学派和各个思想家的政治思想时，基本不涉及与制度的关系。 中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也存在类似的问题。中央行政体制的变迁构成了中国政治制度研究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也探讨地方行政体系、监察、军事、财政、文教等制度，但很少涉及思想方面的内容。 不但政治制度与政治思想不通，而且制度和思想内部也存在古今割裂的现象。譬如，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学者重古代，轻近代，忽略现代。他们对古代研究较多，尤其是先秦诸子，但是对后来的政治思想，尤其是近代的政治思想研究存在着明显的不足，而对中国当代的政治思想研究作为一个禁区集体回避。 与中国政治思想的研究相比，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要略好些。在政治学界，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基本处于边缘地带，相反对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则属于显学，目前活跃在政治学界的名家多数以研究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而闻名。但是中国政治制度的研究也存在问题：研究古今政治制度的学者相互隔离，即研究中国当代政治制度的学者一般不知或不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学者也不懂当代中国政治制度。而且研究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学者一般在历史学界，这是中国古代史所探讨的主要内容，在政治学界以古代政治制度为主业的学者很少。 这种现象不仅在研究中国政治制度和思想的学者中存在，在研究外国政治制度和思想的学者中也同样存在。西方政治思想史的研究基本可以划分为两派：剑桥学派和施特劳斯学派。剑桥学派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主张在语境当中理解思想家的“文本”，语境既包括经典思想的特定社会历史背景，也包括当时的政治词汇(斯金纳，2002：3-8)。施特劳斯学派以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主张思想应该超越历史的羁绊，回归政治哲学本身，从诸多思想家中探讨人类处境的同一性及问题的永恒性(施特劳斯，2003：17-27)。两种研究方法尽管有所差异，但不管是观念史的考察，还是单纯的哲学思辨，也基本是按照人物列传在写作，尽管到20世纪以后，分成了许多思潮或流派，但人物的思想研究依然是主流，这与中国政治思想史的写作基本相同，区别在于西方的政治思想史主要是研究有系统的政治学说，称作“政治学说史”较为合适；中国主要讨论治国之道，称之为“政治思想史”较为恰当(王乐理，2005：5-6)。西方政治思想的研究基本是从政治学的视角切入的，而且没有古今的隔离感，越到近现代叙述越翔实。 西方政治制度的写作也基本与当时的政治思潮和人物的政治思想是脱节的。西方政治制度的写作也基本没有古今的差异，而且越到近代，政治制度的论述越加详细。西方政治学的发展大体经历过三个发展阶段：19世纪末期，政治学兴起之初，主要关注政治制度；20世纪50和60年代之后，以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为代表的政治学研究兴起，关注的焦点由宏观的制度转向微观的政治行为，结合了社会学、心理学和经济学等相关的知识；20世纪80年代以后则是新制度主义的兴起，综合了两者的研究视角，不再单纯关注制度本身，而是与人的行动结合起来。他们关注制度对观念的影响，制度与人的心理互动(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2007：13；彼得斯，2011：1-24)。 值得注意的是，学者们在探讨政治学发展过程中，有意地把政治思想排除在外。但是如果我们回顾政治学发展的历史来看，在政治学没有形成一门学科的萌芽阶段，政治思想构成了“政治学”的主要内容，换言之自古希腊以来的诸多思想家，尽管没有政治学科的意识，但他们提出的政治思想对政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政治学形成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政治思想”和“政治理论”两个概念相互混用，以至于肯尼斯·谢普斯勒抱怨这“不合常理”(何俊志、任军锋、朱德米，2007：122)。行为主义和理性选择乃至新制度主义试图把两者区别开来，这体现了学者们学科意识的明显进步，但区分的结果是把政治思想有意无意地忽略掉了。 更需要指出的是，上述研究对理论的运用是有差异的，大体上可以归为三类：第一类无理论，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的研究，以及部分中国政治思想史的研究皆存在这种情况，致力于把政治或思想的演变描述清楚。第二类，狭义的政治学理论，西方的政治学科一般划分为四个领域：政治学理论、比较政治、国际政治、本国政治，其中后三个领域也兴起许多理论，但是西方的政治思想史研究以及中国国内部分的政治思想史研究均运用狭义的政治学理论研究政治思想，具体来说用自由、正义、民主等概念解释和评判一些思想家和观念，带有明显的价值判断。第三类，广义的政治学理论，中外研究当代政治制度的学者均运用广义的政治学理论，但他们有意地回避了狭义上的政治学理论，采取价值中立，运用理论的目的在于更好地解释现实、总结规律。可以说三种研究各有所长，也各有局限，但学者们在研究过程中采取了互相排斥的态度。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学者们基本上把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古代与现代看作是对立的两极，没有关注到政治制度对政治思想的影响，没有把古代与现代联系起来，同时理论的运用方面也存在或多或少的不足。但是政治制度和政治思想应该不是对立的两极，两者之间应该有许多可操作的空间，许多可值得研究的内容。具体来说，政治制度的研究不应该在吸收其他学科理论成果的同时，忽略了对政治思想的关照，同时政治制度不应该只体现“硬”的一面，而应该有“软”的一面，从冷冰冰的制度中我们会读出一些思想、观念，一些价值、原则；而政治思想也不应该关起门来自娱自乐，只体现“软”的一面，而应该与政治学的发展同步，作为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应该借鉴政治学理论的发展成果，应该关注政治思想与政治制度的互动，政治制度构建一个环境会对人们的心理、行为有所影响，进而影响人们的政治思想，同时政治思想也会外显于人们的言行，渗透于政治制度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