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03 【文献标识码】A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阐释与建构 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话语体系研究是2015年政治学研究的重要内容，研究角度以阐释和建构为主，也是较之以往研究的特色，在政治学视野内以深入研究我国道路、制度、理论体系为旨归，进一步建构体系性的政治理论表达。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围绕“两个百年”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目标，统筹“五位一体”总格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树立和践行“五大发展理念”，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和发展，政治学也得到了创新和拓展。学人充分就权力理论、民主理论、国家理论、政治发展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做了深入研究。如，辨析“四个全面”治国理政战略，认为“四个全面”的战略思想，是党在新的历史时期治国理政的重大战略布局和执政方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战略目标，“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和“全面从严治党”则是依次递进的战略举措。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建设的问题，是阐释和建构政治话语体系的重要方面。如有学者提出，“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根本保障。”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十六大以来，我党提出了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的重大任务。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任务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已经找到了让民主在中国更加有效地运转的新路。这条民主新路就是，从作风民主走向制度民主，从实质民主走向程序民主，从不受宪法和法律约束的所谓“大民主”走向法治民主，实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法治化。制度民主、程序民主和法治民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建设的最终目标。 也有学者从“中国模式”的角度探讨了民主集中制政体，认为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在国际社会科学理论上的位子远远不能匹配其实践中的重要性，需要“找回民主集中制”。作为中国模式本身或者最核心制度的民主集中制，在元理论上有诸多值得重新发掘之处，比如民主集中制所表述的真实的政治关系、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动态结构性均衡特征、政治属性上的民主主义、文化机理上的集体之善、政治思想上的民本主义以及运行机制上的民主形式。在实践中，作为政体的民主集中制，不但是宪法上所规定的国家机构和央地关系的组织原则，还是改革开放之后政治经济关系、国家社会关系的事实性组织原则。 “民族问题”的理论建构，也显得比较突出。研究中，提出了一些富有理论和实践意义的重要观点。如，强调中华民族是现代国家的基石。中华民族不仅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体，支撑着这个现代国家的制度体系，而且为国家的统一和稳定奠定了社会政治基础。中华民族既是巨大的历史遗产，也是现代中国基础性的政治资源。中华民族越是统一、巩固，国家统一、稳定和发展的基础就越是雄厚。又如，强调族际政治文明是多民族国家在正确处理民族关系和共同事务上形成的政治意识、政治制度和政治行为等方面的进步状态和成果的总和。它强调不同民族之间良性的共有文化和包容精神，通过积极价值的引导，使不同民族群体超越狭隘的身份认同，实现民族的和平、合作和共生。尽管作为一种新的理念和实践，族际政治文明在多民族国家的实践中还存在各种问题和障碍，但它所体现的精神为多民族国家的政治整合提供了内涵性发展的基础。 此外，学者也强调要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性，提出社会政治生活离不开政治哲学的引导。中国的政治建设实践是中国政治哲学的现实基础。当代中国政治哲学不是对西方政治哲学的“移植”，也不是对经典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拷贝”，而是基于当代中国政治实践，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加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建构是现实而紧迫的任务，是当代中国政治发展实践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发展和完善提出的客观性要求。 比较而言，2015年政治学领域对当代中国话语体系的阐释性研究力度还是大于建构性研究的。政治学视野中的“讲好中国故事”，仍离人们的期待有差距。 西方政治理论体系：借鉴与批判 政治思想理论是政治学研究的重要领域，议题涵盖广泛。2015年的相关研究继续承继以往研究的惯性，以译介和分析为主，但也体现了新的研究特点。一是和当前中国治理话语和治理实践相结合；二是对政治学方法的讨论和反思较为突出；三是对相关问题和理论家的思想有进一步的反思。 就治理理论问题，有学者梳理了20余年来国外治理理论的发展脉络、研究主题及主要论争，突出了治理理论的核心是，以政府为主体、以纵向命令控制为特征的传统层级制治理模式，已经无法应对政府面临的各种危机，因此，国家应该进行分权化和去中心化改革，让市场、社会组织等多元主体更多地参与公共事务。也有学者具体考察“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社区治理的问题，提出要理解社区治理，既要注重本土经验的积累，又要关照国外的理论进展。自西方社区复兴运动以来，国外的社区治理研究有了新的发展。在第三条道路的理论指导下，借由新自由主义和社区主义的调和，社区被重新发现，社区治理成为西方国家治理理论与实践转轨的重要“节点”。由此，西方学界突破了此前“社区内部互动论”的研究范畴，国家“元治理”作用被拉回到社区治理中“审视”。 就民主治理问题，有学者讨论了民主发生理论。在民主何以发生的问题意识引导之下，依据理论视角的不同归纳出民主发生理论的比较政治学、历史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三种解释模式。比较政治学诉诸经济发展、公民社会、政治文化之间的耦合关系来建构民主的发生机制，历史社会学则从资本主义所造就的阶级力量之间的均势来解释民主政治的发生，而政治经济学的解释机制则体现为经济不平等、资本类型、政治资源分布之间的制约关系中的阶级之间的结盟与敌对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