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马克斯·塞勒提出从知识进步观察社会进步的社会学范式以来，知识社会学、知识经济学和知识政治学理论的兴起成为后现代社会科学理论发展的一种蓬勃景象。但是，基于知识之元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早在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思想演进中就滥觞了，只不过对知识的认知有了不同的时空内涵。知识政治学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政治的本体是知识，政治面貌的改善有赖于其政治知识基础的改善。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思想家虽未形成这样的结论，但他们已经确立了知识政治学的基本命题——政治知识化、建立了观察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基本维度、探索了实现和谐的政治与知识关系的基本路径，为知识政治学理论奠定了学理基础。因此，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与知识关系观实为知识政治学理论体系的源头。 一、确立了知识政治学理论的基本命题——政治知识化 “所谓政治知识化就是把政治本体建构成科学形态和运用已有的科学知识认识政治的统一，它要求人们沿着政治哲学化、科学化和社会化的路径理性地认知政治……将政治生活置于知识的理性检视之下”。①而将政治视作最高层次的美德和知识正是古希腊罗马时期政治与知识关系观的核心。当时最有影响的政治思想家，如“七贤”(学派)、毕达哥拉斯、赫拉克里特、德谟克里特、智者(学派)、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赛罗等，思想家兼执政官索伦、伯里克利和毕大各都从不同的角度阐述了正义、美德、政治与知识的关系，阐明了政治知识化的应然逻辑和可能路径，为知识政治学埋设了坚实的理论基石。 (一)政治、正义、美德和知识四位一体 古希腊罗马时期主流思想家普遍认可政治知识化的逻辑链：政治—正义—美德—知识的四位一体。对政治知识化的这一逻辑链，苏格拉底在其“自知己之无知”、“美德即知识”和“治国之才本质上是一种知识”的命题之中早有清楚的表述。他说，公民无论从事什么职业，都要对其所事之业有知识准备，要有自知之明。执政者对其承担的义务更要有自知之明。②他这里讲的知识不是其他什么别的东西，正是正义、美德和智慧的统一体。他断言正义和一切美德都是知识，有知识的人宁愿不要其他一切而要符合道德，无知的人则做不到这一点。“既然正义和一切其他符合道德的、美好的东西都要借助于美德来实现，那么很显然，正义和一切其他美德就是知识”。③也就是说政治、正义、美德和知识是合一的。苏格拉底在与玻勒马霍斯的讨论战中，曾直言知识或技艺同正义密切相连或本身就是正义。柏拉图将他老师的这一思想进一步概括为“哲学王”，作为其“理想国”的最好政体。他说：“事实上我被逼得相信，社会或个人找到正义的唯一希望在真正的哲学，以及，除非真正的哲学家掌握政治权力，或政客拜奇迹之赐变成真正的哲学家，否则人类永无宁日。”④由此，政治知识化的逻辑链条便进一步清晰为哲学家执政或执政者成为哲学家，也就是政治与知识的完美结合。亚里士多德的政治思想虽然在许多方面都异于其老师的思想，但在政治与知识的紧密关系这一点上是一致的，而且对政治知识化思想的形成有更进一步的贡献。首先，他系统地归纳了政治学的知识体系，使政治学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为政治与知识建立紧密关系奠定了牢固的理论基础。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亚里士多德表示有两种人有权要求政治事物的知识，实际的政治实践家和自称教授政治技能的“智者”。但政治科学不是针对哲学家或哲学学者或者说主要不是针对他们的，而是针对政治家的，更准确地说，它旨在教育政治家，亦即现实的或潜在的掌握政权的人，或最好是“立法者”，亦即所有政治活动在其中借以展开的政治制度的缔造者。⑤也就是说政治与知识建立紧密关系的关键在于政治家要学习和研究政治科学。 尽管，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并不是最早从知识的角度来思考美德和政治问题的古代思想家。但是，他们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主流的思想家关于知识、正义、教育和良好政治的关系思想的核心观点。 (二)政治知识是建构良性政治的知识基础，政治需要知识化 将政治知识系统化，使之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的是亚里士多德，但对政治知识在所有知识系统中核心地位的强调，在苏格拉底、柏拉图等人的思想中早有体现。在苏格拉底形成“美德即知识”的思想后，对真知的辩论、追求和系统化就成为当时哲学家和思想家思考的主题。而在这个真知系统中，苏格拉底认为，政治知识是“最尊贵的才能，一种最高贵的才艺。因为它是王者的技艺，是称作帝王之术的”。⑥他认为，一个正义之人务必使其灵魂的理性部分具有智慧且居于统治地位，以驾驭其灵魂中的毅力和激情部分，即只有智能者，才能真正是正义的。⑦一个政治体系之正义的前提也是如此，难怪正义者最终被证明是哲学家，因为，良性政治的核心就是正义，而正义是以知识为基础，所以，良性政治必须知识化。柏拉图在其为政治制度进行设计的《法律篇》中，通过比对知识、法律在实现健全政治生活的不同价值后，得出了这样令人深思的结论：法律仅是次优的东西，任何法律都不可能像在场的真正明智者的决定那样明智，法律是不具备《理想国》中设计的知识治国的条件下的制度安排，但法律治国终究要向知识治国转变。⑧《理想国》提出了政治本质上是知识和知识治国的理想，《政治家》讨论了政治家与哲学家结合的可能性，而《法律篇》从法律治国回到了知识治国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说：“理性所具有的知识，是它统治自我其余部分的资格所在，这知识，连同因这知识而有理的统治，构成王者之学。”⑨这种政治知识是实现好政治的根本保证，他直言知识对政治的作用比法律对政治的作用更重要。他说“没有任何法律或条例比知识更有威力”。⑩只有在找不到理想的政治家掌握国家政权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承认有法可依的政体优于无法可依的政体。由此他总结说，“政治事务应该最有必要寻求专家建议，由专家处理。专家并非个个同样精到，有些专家的知识技术是假的。所以，政治上最迫切之事，是要弄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政治知识技术，从而设计一套方案来训练王者之才。”(11)对政治家来说，要实现好的政治，最重要的就是掌握这种政治科学知识。亚里士多德在将政治科学从其他科学独立出来的同时，进一步把政治知识拔高到最重要的学术形式的程度。亚里士多德提出，世上的一切学问和技术，其终极目的虽也都是要达到某种善业，但只有政治学是追求公共的善业，其他学术要达到的善业具有行业性、私人性和特殊性。比如伦理学所要实现的只是个人的善德，而政治学所要实现的则是群体的善德，因此，政治学“是一切学术中最重要的学术，其终极(目的)正是为大家所最重视的善德，也就是人间的至善”。(12)只有政治知识才可“决定诸如城邦需要哪种科学，哪一种人应掌握哪门科学以及掌握到什么程度之类的问题；甚至那些最受尊敬的才能，诸如将帅之才、持家之能、修辞之技都服从于政治知识。由于政治科学要利用其他科学，而且因为政治科学要在诸如何者应做及何者应禁止的问题上进行立法，所以政治科学的目的总是包含着其他科学的目的，而且这一目的总是人类的利益所在。”(13)西塞罗在《论法律》一书中也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政治知识是人治和法治的结合点。他说“法不是人类思想的产物，也不是民族的法令、法规，而是某种永恒的东西，它以体现于命令和禁律中的智慧统治整个宇宙。”(14)可见，法律不仅要以知识为基础，而且它演绎的逻辑也是蕴涵于知识的理性和智慧。这样，不管是主张贤人执政的人治，还是法治，政治知识都是其中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