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政治学的发端及关注的问题

——政治学研究的祛魅与解咒

作者简介:
赵丽江(1957-),女,湖北武汉人,法学博士,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中国政治,湖北 武汉 430070;刘婧(1981-),女,湖北武汉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北京大学博士后,研究方向为政治学理论,湖北 武汉 430070;郭凡路(1986-),女,江西南昌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行政管理,湖北 武汉 430070

原文出处: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内容提要:

全球化条件下丰富的生活政治将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种微观权力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形成生活政治学产生的条件;生活政治学将揭示生活政治的规律特点及对人们当代生活的巨大价值。生活政治学在当前中国政治学研究中具有特别意义,因为社会需要用个体的方案来解决系统的矛盾,使人们能够在孤独、普遍焦虑的现代社会中,建立个人的社会支持网络,逐步靠近自由人联合体的目标。


期刊代号:D0
分类名称:政治学
复印期号:2011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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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D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1-7023(2010)06-0031-05

      自中国政治学研究恢复以来,讨论谋划的问题都是国家变革的大事:政治制度、政治体制、政治革命、政治改革、政府机构、政党职能、公民社会、公共领域等,这些问题是政治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却并未因为讨论研究而就获解决,只是用大量的精力普及了诸多的概念。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中国社会的全面进步,物质生活的满足,政治经济格局的结构性稳定,公民个人的生活状态、个人的发展、作为个体的政治抉择、个体人力资源的分配、个人政治抉择与宏大社会政治的发展与连接、个人生活与公共领域的关系,慢慢进入我们政治学研究的视野。这种揭示个人生活与政治的关系的规律、个人生活中的政治内容的研究,我们可以称之为生活政治学。

      生活政治学源于传统微观政治学、社会学,在研究范式上有承袭关系,在研究对象上则与传统的宏大叙述式的政治学有较大的不同,与政治学社会学较多的联系,往往是从细微之处来关照政治的主题。政治学的生命力、对于社会的影响力很大程度上依系于对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变迁的敏锐反应,生活政治学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全球化的变动,从一个较小的角度切入对个体政治生活的关照。

      一、生活政治学滥觞的背景

      我国政治学研究传统上是从社会政治大视角来研究社会政治的发展;《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卷》对“政治学的范围”归纳了7个主要方面,即:政治理论、中国政治、比较政治、公共政策、公共行政、国际政治、政治学方法论。大体上,生活政治学应于微观政治学的范围,然而我国对于微观政治学的无论是规范研究还是经验研究都没有充分地展开。研究生活政治学更多的从个体的视角来研究政治的抉择,个人如何来分配和控制自己个体的资源。

      就目前所看到的文献,生活政治这一概念是由欧洲的学者提出来的,如安东尼·吉登斯、齐格蒙特·鲍曼、乌尔里希·贝克等人。仔细读他们的著作,发现他们在上世纪就从社会学的角度出发,提出政治私人主义和各种生活政治的问题。这些学者均为跨界研究的大师,其研究领域从哲学到社会学到政治学,甚至到人类学。国内的学者如衣俊卿等则从政治哲学的维度出发,讨论微观政治学哲学;在他看来,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1]。国内的学者也强调宏观政治学与微观政治学研究对象的分野,宏观政治学“主要研究作为系统与整体的政治生活的外部与内部的生态结构以及作为过程的政治演变与发展的规律”;微观政治学“研究作为个体与群体行为体系的政治生活的行为结构与行为演变的规律”[2]2。宏观政治学关注政治权力的配置,微观政治学关注政治利益的实现。

      在某种意义上微观政治学与生活政治学有相当部分的重合;微观政治学会更多地关注企业、社区等社会组织的权力控制问题,也包括以个体政治人,如政治心理学、政治社会化研究、政治角色研究、政治人格研究,等等。而生活政治学则集中地关注个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政治选择方式和行动方式,如鲍曼2002年出版的《被围困的社会》,分析了全球政治和生活政治,他讨论的生活政治是人们消费方式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权威的认同、生活的感知和政治时刻的寻求等。生活政治学是现代与后现代社会的人们政治生活的反映。

      对当今社会发展阶段的判断决定生活政治学的诞生。在吉登斯、鲍曼、贝克看来,西方社会已进入后现代的发展阶段。后现代社会就是后工业社会,20世纪50年代末,西方国家完成了战后重建之后,进入了后现代时期。工业社会与后工业社会在社会形态、思想观念、表达方式上都有极大的不同,于是产生了哲学、心理、社会学、美学等关于现代性与后现代的表达。

      全球化、信息化、城市化等不仅带来了宏观物质世界的深刻变化,而且时时刻刻重构和型塑着人、社区、民族性、国家政治,带来了人类新的风险和矛盾;同时也改变了人类政治的景观和政治生活的方式。

      

      二、传统政治及政治学的祛魅

      “祛魅”(Disenchantment)一词源于马克斯·韦伯,汉语也可译作“解咒”,指对于科学和知识的神秘性、神圣性、魅惑力的消解。此词起源于当代科学哲学,一般的理解为曾经一贯信奉的或被追捧的人或物或事或感情或文化或定论,受到新的认识后地位下降。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资讯空前发达,网络使人们对事物的把握迅速达到精细化的程度;政治的透明化和公开性成为一种不可阻挡趋势,政治的神秘纱被揭开,政治本身成为“玻璃樽”;在发达国家政治活动有很大程度的娱乐性与游戏性,于是生活政治学从传统的政治学、社会学中应运而生,开始政治及政治学的解咒过程。

      用“大写的”的政治与生活政治标识不同时期的政治发展和变化。当今的政治与20年前的政治有极大不同。“‘大写的’政治需要权威的领导,而生活政治则需要偶像。”[4]173克林顿、奥巴马、普金、布莱尔、卡梅伦能够当选在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所代表的阶级及政治见解,而是他们是大众生活政治中的偶像;如俄罗斯流行的歌曲《嫁人就要嫁像普京这样的人》:“一个像普京的人,一个像普京强而有力的人,一个像普京不酗酒的人,一个像普京不使我伤心的人……”奥巴马的当选更是把当代人网络生活与传统的选举政治绝妙地结合在一起,把个人的特质:多元文化、奋斗精神、底层背景,转化为美国多数公众的共识及生活体验。现在我们不能想象有人会唱“嫁人就嫁像赫鲁晓夫”。在当今个体问题与公共问题的界限常常被打破,个体问题转换成公共问题,同时,也把共同利益转换成个体权利和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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